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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军主持|当代小说四季评:夏天里的平原客、老实街和如此“幸福”的少年

2020-11-27 14:18:39

(原载《当代小说》2017年第10期)


夏季主持:张丽军


夏天里的平原客、老实街和如此“幸福”的少年

李君君 张丽军

 

在现实与想象的遨游中,文学往往为我们画出灵魂的形状,指出人性的去向。李佩甫的《平原客》(《花城》2017年第3期)为我们展示了滚滚红尘中人类灵魂的混沌与裂变。小说的创作素材来源于平原上一位副省级官员买凶杀妻案,这也正是小说中李德林的原型。李德林自幼苦读,考上大学后,又去美国深造,成了一个留美博士,在小麦培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先是担任农科大的副校长,后又被任命为副省长,但妻子罗秋旖与李德林的婚姻危机也愈演愈烈。罗秋旖的文化背景与城市生活习惯使她与李德林及其农村亲友的生活习惯格格不入,原本浪漫的爱情幻想在现实面前遭到严酷的打击。罗秋旖原以为自己献身给了伟大的“小麦之父”,但后来却发现李德林即使留洋后骨子里也依然是个邋里邋遢的农民。最终,在回乡婚闹、老父进城、擅自回国等一系列的矛盾中,罗秋旖与李德林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有了第一次的“教训”,李德林的择偶观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强强联合”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这使得他最终娶了出身贫苦农村、做得一手好菜、将老父亲照顾得十分周到的小保姆徐亚男,但不曾想婚后的徐亚男很快就自我膨胀起来,变得蛮不讲理,甚至开始“家暴”。没受到多少教育的徐亚男也并没有与副省长夫人这个身份相衬的教养与能力,她与气质出众的前妻罗秋旖相比简直判若云泥,这让李德林更加苦闷。绝望中,李德林最终选择与一手提拔的学生刘金鼎策划了一桩。人性的畸变让人唏嘘不已,原本十分优秀的人却在掌握了权力之后迅速腐化、变质,这一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在复杂的现实中,人的灵魂不知何时开始就陷入了混沌和变乱。

王方晨的小说总给人一种新颖别致的阅读体验,他的“老实街”系列小说更以其构思的精巧、意蕴的悠长以及极富中国美学韵味的人物和语言在文坛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老实街”带着遥远的乡土中国的色泽和情调,那里的生活缓慢而悠长,人情亲切而美好,然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老实街”也难逃分奔离析的命运。王方晨的《鹅》(《作家》2017年第8期)和《花事了》(《收获》2017年第4期)像是一曲意蕴悠长的“老实街”挽歌。姜嫄履帝迹而生后稷,而老实街竹器店的女儿鹅在踩了涤心泉的一块石头后,回来就受了孕,生下来的孩子就叫石头。鹅的未婚先孕在老实街并未被大家当做丑闻,鹅的优美依然吸引着老实街的男子,她盘掉了父亲的竹器店,开起了小卖部,在与众多男子的周旋中度过了半生。《鹅》中的男女关系并不让人觉得突兀,反而展现了优美、健康和自然。王方晨的“老实街”系列将老实街的人物串联起来,让各色居民从时光深处走来,讲述各自平凡人生中的惊心动魄。《花事了》中,王方晨让给人说媒的老花头成为主角,鹅、老常、张小三等人成为次要人物。老花头像是一只隐藏在老实街岁月深处的猫,他无声无息,却掌握着所有老实街男女的秘密。老花头做媒极准,往往婚后都能幸福。有求于他的只消拿一包心佛斋素菜馆的黄蘑鸡,就胜于所有酒肉。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这个历来崇尚宽厚老实之风的老实街也成了一片摊开的破布,那些百年老屋,在推土机的巨臂之下訇然倒塌。“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这就注定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必将经历一番灵魂的裂变与挣扎,王方晨的《乡王》(《中国作家》2017年第8期)将视线对准了农村拆迁改造中的农村干部。,小说中男人的上任是明海的爹老地丁,乡村掌控权的“易主”使得本来与明海从小玩到大的男人与明海成了对头冤家。在男人管事十五个年里头,。在那些杀机四伏的日子,男人弓如满月,但当村庄、对手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他又变得恍惚和惆怅。每个村里人都像已离他远去……“在那永不复存的生长着大皂角树的古老村子里,他俨然王者。而在重重大雾之下的光善小区,他似乎又想要他们一个个地回来。”然而村庄和土地正在被城市分割围起……

,,也改变着人的灵魂。70后批评家、作家房伟的《如此“幸福”的少年》(《天涯》2017年第3期,双月刊)回忆了“我”在人性的暴戾和冷酷中逐渐成长的故事。一改青春“温暖”、“明媚”的调子,房伟笔下少年的青春却是“暴力”、“痛苦”的。父亲的阴郁和打骂让他决心“远走他乡”,班主任“老炮”的体罚和羞辱至今仍令他“身子发紧”,而“好同桌”的告密则让这个十四岁的少年对人性彻底感到绝望。成长中的“痛”成了少年的“人生教育课”,他们不是坏人,但却在无意中对他人的心灵造成了无法磨灭的伤害。“青春是可怕的”,校园暴力也是少年成长中的家常便饭,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就成了少年捍卫尊严的武器,而那个挺身抗暴却体弱多病的同学却成了“我”心中捍卫尊严的“英雄”。文中的暴力、黑暗与残酷让人心悸,而“我”却在黑暗和耻辱中走向光明,决心树立一个“失败”的标本让今后的孩子们免受黑暗的压迫,其“在绝望中抗争”的精神姿态颇具鲁迅风骨。台湾70后作家陈雪的《玩偶之家》(《上海文学》2017年第5期)则颇具哥特小说的味道。强壮暴躁的男子,形容枯槁的女主人与幽囚于人迹稀少的地下室中的少女都营造出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90后作家路魆的《圆神》(《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则颇具先锋色彩。“我”扮演着“圆神工业”的“守门员”角色,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怪诞而荒谬。由于工业污染的侵害,这里的人脸色全都蜡黄蜡黄的。圆神工业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地狱,那些无休止、 无缘由的劳作都是让人自我遗忘的“毒药”,在流水线作业中人们渐渐丧失自我。“我”最终在一个清晨骑着一头金色的豹子,跃出阳台,逃离了这片古怪的厂区。

在物欲横流的城市面前灵魂很容易就会迷失方向。李国彬的《朵的城》(《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展现了农村女子朵在城市逐梦的坎坷与灵魂的畸变。梦想着进城寻梦的朵自恃与其他农村姑娘不同,她想要和这个城市融为一体,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和这个城市的前辈们一起吮吸城市的红利,但最终却发现“发现自己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粒头屑,早晚要被洗濯涤荡而去……”进城之初,她误打误撞进了曼的JN婚介城,成为了一个高级婚拖,待到她自以为找到“真爱”苏格则想要抽身而出时,“曼已用200 多个不同的男人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经验老到、 罪恶累累的党魁。 那时, 她发现自己人在深海, 海岸线已离她很远很远,而比曼更毒的还有那大把大把的钞票。它们通过兑换贵重的物品和一些高级的精神享受, 让朵深深地沦陷于一种畸形的生活方式中。”小说的结尾处,朵站在车站前像她初入城市时一样迷茫,她融不进这个城市,也再也无法回到故乡。林漱砚《捕风者》(《广州文艺》2017年第6期)在现代社会里渐渐失去重心,灵魂“飘忽”,过着一种头重脚轻的生活的程序员形象。小说以身体的疾病为明线,但暗线却是现代社会中金钱、物质、欲望对人的内在灵魂的伤害。疾病与金钱社会中的利益法则一起构成了排挤、绞杀“异类”的正当理由。但疾病所带来的危机感也给人提供了一份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的契机,也许在物欲洪流的挟裹之下自己的灵魂并没有真正的“活”过。

正如布斯所说,古典小说与当代小说的区别就在于,“当代小说努力地更接近生活本身……留下读者为自己去选择,迫使他面对主人公所面对的每一个抉择”。胡学文的《鸟窝》(《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以家中出现了一窝雏鸟为喻,表现了高校教师为评职称过程中的“刀光剑影”和上下奔走的苦涩与无奈。在各种现实问题的逼迫下,教师也难以“清高”,现实生活就是“一地鸡毛”,职场晋升绝非“儿戏”,它逼着人像雏鸟一样在父母叼食回来的时候拼命鸣叫。《鸟窝》展现了高校科研人员严峻的生存现实。曾绍阳的《奇遇记》(《星火》第4期)以公交车上偶遇电视台应聘生“黑牡丹”和“白莲花”为引,揭露了一起盘根错节的腐败案件。在这一过程中,“黑牡丹”和“白莲花”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品质也形成鲜明的对比,二人命运的不同也暗含着作者的道德判断与选择。张波的《第一书记》(《四川文学》,2017年第5期)则塑造了一个为了改变青瓦村贫困面貌而常常忽视了家庭的“第一书记”张东海的形象。小说中的王国兵和胡来本是亲家,一场车祸却让两个家庭反目成仇,原本优秀的好青年王国兵从此一蹶不振,丧失了生活信念。在书记张东海的鼓励与帮助下,王国兵与胡来最终尽释前嫌,一改落后思想,为新生活开始奋斗。腐败与“操作”无处不在,一场“最美护士”的选举也引发了多方利益的争斗,陈纸的《天使爱美丽》(《广州文艺》2017年第6期)正表现了这一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

鱼丽的《流言》(《广州文艺》2017年第6期)则表现了在现代职场的勾心斗角中女性在异性和同性面前受到的双重伤害。流言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可摆脱。沾上流言,“就像是沾了一堆细细屑屑的花粉,怎么掸也掸不掉。”因为一场职务和情感的双重竞争,郁晓鸽在公司里四处散播燕玲与周经理的流言,而纷乱中周经理没有一句交代就抽身而出也让燕玲感到男人在情感中的游戏态度。“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鱼丽敏锐地传达出现代都市女性在情感与职场中的双重困境。女性之间的关系有时让人难以捉摸,周洁茹的《到直岛去》(《上海文学》2017年第6期)以一次“勉强”的直岛之旅展现了“我”与“刘芸”之间别扭却又极为亲密的关系。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和心理多通过对话、神情和行动表现,人物之间除必要的、略带生硬的对话外,没有多余的交流。小说的整体氛围似乎透露出二人间深深的隔膜与芥蒂,但实际上“我”却对刘芸有很深的感情。小说对女性心理的把握十分精准,寥寥几笔就塑造出了一对“别扭的朋友”形象。衣着款式、发型、仪态风度……风俗所能触及的一切生活领域都可以用来塑造性格。李一楠的《吴萸的告别晚宴》(《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通过一次出国前的告别晚宴上各人的举止仪态塑造了晚宴上几位老人的性格和执念,一生想要活得“漂亮”的吴萸最终无法掩饰她的孤独和失败。

雷默的《祖先与小丑》(《花城》2017年第3期,双月刊)中,父亲在得了食道癌,生命倒计时的时候,还在惦记着吃的。“他说最好过年的时候能杀一头猪,猪尾巴做成酱肉,切成小段,放饭锅里蒸,会噬噬冒油。”但事实上,膨胀的肿瘤让他咽口水都非常困难。弥留之际,父亲还记挂着那段阴干的檀木和柜子上存放的种子,父亲实际上对生命是很留恋的,但生命却不得不像窗外的夕阳一样缓缓隐去……张颂文散文《在心里点灯的人》回忆了童年时代家乡那个把红烧肉吃成“交响乐”的盲佬的故事。盲佬给人算命,他虽失去了眼睛的功能,但却比有眼睛的人更精明,在乡亲们心目中,盲佬代表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神秘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冥冥中的启示,暗夜里的微光,万能安慰剂。盲佬摸透了人性,他懂得那些被苦难浸泡的人们在渴望什么,盲佬让人们的心变得熨帖。

孩子拥有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和最纯净的灵魂。彭学军的《男孩的雨》(《星火》2017年第4期)无论从立意还是技巧来看都是一篇难得的佳作。男孩五龙所在的上马村已经68天没下雨了,“太阳每天高悬不陨,射下的细细密密的金剑,伤得地界上的万事万物都萎黄了下去,变得焦燥又干枯”。然而,在大人们热衷于“求雨”的时候,五龙更相信刘老师说的“人工降雨”,为此他决定独自前去柏树乡寻找那些往天上打“炮”的人。在路上,五龙碰到了去给“干爹”浇水的树生,两个人很快成了朋友。在发现对方竟是“仇家”的孩子后,两个男孩闹起了别扭,但孩子的纯真和善良却又让二人很快就忘记了大人间的“冤仇”,互相分享起了两家“打仗”之后的糗事。小说像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历险记,路上遇到人和事都成为考验他们勇气与信念的“拦路虎”,但他们靠着为村里的庄稼“求雨”的责任感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恐惧。一路上,他们唱着歌为自己鼓劲儿:“天黑了,暴雨要来了,一只大鸟回家了,灰啊灰啊回家了。”两个孩子的脚步声和气喘吁吁的歌声回响在宁静的山野间,竟有一种震耳欲聋的效果。五龙和树生最终并没有找到“人工降雨”队,但这回“老天爷驯服了,它听从了两个孩子的话”。那只带着雨的“大鸟”跟着孩子们回家了。人类最美好的品质在儿童的天性中复活,《男孩的雨》用孩子心灵的纯净一洗尘世的芜杂与污浊。

 

“草莓的滋味”与人性隐秘的柔软

王大鹏 张丽军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用细腻的笔触开掘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故事。作家们用孩子的视角讲述着父母的故事,讲述着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断地叩问着、寻找着那被遮蔽的、缺失的情感。《水影》(储福金《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中的主人公张进忠小时候就失去了母亲,继母初进门时,张进忠并没觉得委屈,但自从有了弟弟后,慢慢地,张进忠心里总会不舒服。家给他的感觉有点冷,而隔壁的女人却给了小小年纪的他如姐如母的亲情。他愿意和隔壁女人青青说话,并因此明白了很多道理。当张进忠被继母误会吃了弟弟的糖,一气之下烧了所有心爱的糖纸,青青姐骑自行车带他去玩,安慰他。后来听到蒋主任要严肃对待青青姐,,却撞见正在洗澡的青青姐。对于小孩子,青青姐是包容的,张进忠也第一次对女人有了感觉,“他感觉自己从内心生出一朵小小的含苞的莲花。他一下子就有了可以留入记忆的色彩。此前童年的一切,在回忆中是朦胧黑白的,自此起便有了五颜六色。”。小说《天黑》(李敬宇《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中的主人公“我”放假到医院去帮助妈妈照顾半身不遂的爷爷。在有三个病床的屋里,“我”见到了为房产不得不照顾老人的儿子,“我”见到了比病人儿女更亲的尽心尽力的护工阿姨。最后“我”也明白了爸爸因为经济问题被抓,妈妈也是为了爷爷的房产才照顾爷爷。作者借孩子的口,表达出对大人世界的控诉:“大人都在烦什么呢?哼,我知道的,烦钱,烦房子。你看爸爸,就是烦钱,把自己烦进了号房里;3床那一家人,也是烦钱,烦得没有人愿意来医院。你再看妈妈,就是烦房子,大舅几句话.就让她烦得连债也不躲了;1床这个死人一样的伯伯,这一刻,肯定也是在烦房子呢!真有意思,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还是房子重要?要我说,还是命最重要!这些大人,要我说,只想保钱,保房子,没有人想保命的。——真是脑子进水了!”与之类似的小说还有《寻找二弟》(无为《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母亲大人》(姚鄂梅《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迷路》(赵刚《花》2017年第5 期)、《牛大姐细嗅蔷薇》(祁又一《当代》2017年第2期)等,描绘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与对话,让我们不断审视在当下生活中的亲情。

爱情是永远被探索的主题。真爱与现实,那个才是真正的追求?在《1999年的春节》(《清明》2017年第3期)中,作者姜燕鸣为我们塑造了三代人的爱情故事。母亲深爱着恋人余海涛,,不得已与没有感情的工会主席孙福祥结合,但是几十年来母亲一直与余海涛藕断丝连。“我”嫁给了余海涛的儿子余建设,成了父亲孙福祥嘴里“母亲的遮羞布”。余建设出轨,找野女人,早已和“我”离婚,为了照顾两家老人一直没有说明。“我”的女儿余希佳与大她十几岁的王国全恋爱,王国全令女儿怀孕,但是却抛弃了她。一家三代的情感生活充满着不幸与痛苦,幸运的是,文子衿给了“我”温暖,让“我”体会到了爱的关怀。母亲的爱恋已成遗憾,女儿的不幸也无法挽回。于是在1999年的春节,“我”的生日那天,“我”毅然决然的选择投入文子衿的怀抱,追求自己的情感。草白在《山丘》(《山花2017年第5期》)中,也对爱情发出了深刻的叩问。因为丈夫的无趣,莫莉外出寻找刺激,想要与他人寻欢作乐,但是终日劳累的丈夫因为胃出血住进了医院,莫莉才知道身边的人最重要。裴姐是一个表面洒脱的知心大姐,但是却患有不为人知的罕见的血液病。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爱着裴姐,可是裴姐说“我从来没有那样爱过一个人,他也爱我,可她不能选择,我也不能让他选择”。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强装出来的微笑掩盖不住眉头一闪而过的伤感。爱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他要幸福,怎么能拖累他呢。《暮色将至》(《当代2017年第2期》)里的阿君,因为自己患有癌症,所以与自己的爱人林桑离婚。直到阿君“暮色将至”,阿君都不愿让林桑痛苦。。刘晓妮已经四十多岁,管的老公比较严,女儿以状元的身份考进了名牌学校,婚姻、生活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早年的同学李齐宵的出现打乱了他的生活,李齐宵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寻找刘晓妮。在找到刘晓妮之后,先是哭诉衷肠,后来表达深切的爱意。曾经喜欢过李齐宵的刘晓妮燃起了心中的爱情之火,甚至和李齐宵开房共度欢乐。后来,刘晓妮不断发现李齐宵在说谎。原来,李齐宵找刘晓妮真正的目的是要找回当年送给她的一块价值连城的石头。年轻时候的李齐宵并不知道这块石头价值连城,就送给了自己喜欢的刘晓妮。当李齐宵生意失败、欠下巨款的时候,就想出了这样一出骗局。得知真相的刘晓妮对李齐宵深恶痛绝,带着歉疚之心乘坐火车去找自己的丈夫。刘晓妮对李齐宵说,当年的那块石头早就被自己丢了,这是为了报复李齐宵对她的欺骗。刘晓妮去找自己的丈夫,并挖出了当年自己埋下的那块石头。在回家的车上,刘晓妮想有了这块石头,今后他们一家都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曾经美好的爱情最后都沦为了物质利益的附庸,唯有珍惜眼前之人,平淡生活才是最真的最持久的爱情。同样在追问爱情真谛的还有《桥洞里的云》(《山花》2017年第5期)、《盛在脸盆里的爱情》(《当代》2017年第2期)、《解救》(《雨花》2017年第6期)、《暖冬》(《雨花》2017年第6期)等优秀作品。

除了爱情,人们离不开的还有友谊,发小之间的友谊、同窗之间的友谊、战友之间的友谊……曾经一起做过的游戏,曾经一起追逐过的街道,曾经一起奋斗过的时光,曾经一起分享过的美食,都是那么的值得回味。年轻时候的青涩,在垂暮之年回想起来会心的一笑,道一句“当年有你真好”。朱庆和在《三个老同学》(《雨花》2017年第5期)中描写了三个老同学之间的情谊。陈朝晖的家庭令人羡慕,爸爸是海员,生活条件优越。而“我”的家庭则是穷困,爸爸因为偷铁锹被抓,母亲患有严重白内障,姐姐们都没有考上大学。陈朝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一块分享好吃的,一块看。后来,陈朝晖考上大学,“我”连考三次名落孙山,做起了鱼产品贩卖的生意,也做海螺等小饰品的生意。在路上遇到了老同学孙茂林,大学毕业之后信了的他在组一个乐队,听说“我”做生意有钱,来找我要投资。从他嘴里“我”知道了陈朝晖因为自己的漂亮女朋友被别人一砖头拍傻了,在工地看材料。于是,两人相约一块去看望陈朝晖。孙茂林与陈朝晖互相说对方神经有问题,陈朝晖的目光却是比以前呆滞了许多,但是逻辑依然十分清晰。我们一块偷过的香蕉,我们边看边吃香蕉他都忘了。“我问陈朝晖,你还记得吗?高中时我们经常一起看录像。陈朝晖笑了笑,说,不记得了。我反问道,你怎么可能会不记得呢?!要知道那可是一个勇往直前的年代”。

在《草莓的滋味》(《人民文学2017年第》期)里,70后优秀批评家与作家李云雷描写了“我”与高振兴的友谊。“我”与高振兴的关系非常好,暑假里我骑了三十多里的自行车去找他玩。高振兴是一个心怀梦想的人,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在学校里,我们一块吃饭,一块学习。在他家里,他采摘来当时很稀罕的水果草莓给“我”吃,并装了一篮子让“我”带回家。高振兴喜欢班里的女生小竹,我也喜欢小竹。作为那个时候青涩纯真的我们,作者创造性的给出了故事的三个结局,一个是小竹给我回信说喜欢我;一个是“我”没有将小竹回写给高振兴的信件给高振兴,而是在回家的路上撕碎了信件,连同高振兴给我的草莓一块埋在了土里;一个是在我们纯真的友谊之下,“我”成全了他们的爱情,最后一种结局的我是最幸福的。“我”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也珍惜了我们的友谊。这样的友谊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质,相反,随着时间的积淀,这样的友谊会变得更加的珍贵,就像《金雨滴》(《人民文学》2017年第6期)中的老张和好友杨学智一样,多年不见,却仍紧密相连。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感动人心,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也耐人寻味。动物是通灵性的,有着人们无法察觉的情感波动。余同友在《雾月的灰马》中描写了黑陶与店对面牛栏里的灰马的故事。为了救这匹灰马脱离苦海,养马人从驯马厂里偷出来的这批灰马。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开车带黑陶去城里的王小海为了炫耀车技,在回来的路上误撞了灰马和养马人。回家后的黑陶第二天再去看牛栏里的灰马,想问问伤势怎么样,但是牛栏里却没有一丝灰马和养马人曾经存在的痕迹。小说里写道“养马人和灰马是随着雾月的雾一同降落到瓦庄的,现在,他们又随着雾月的雾突然而去”。《别着花的流泪的大象》(蔡素芬《当代》2017年第2期)写的是一头在动物园里的大象,大象的饲养员努力的让动物们有自己的尊严,但是游客太多,大象的表演必须取悦游客们。大象耳朵里的花还在,眼泪却在流,但是除了饲养员,别人都没有察觉。饲养员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谁能来拯救这动物园里的大象?作者在小说最后发出这样的疑问。杨继光则在《拜鹅》(《清明》2017年第3期)里写了一只通灵性的大白鹅。知青姚玉凤被别人怀孕,在即将临盆之际,想要找自己到张小燕家寻求帮助。却在半途,因为肚子疼留在了放鸭的老鸭头家里。姚玉凤将孩子生在了老鸭头家里,却并不想要这个孩子。老鸭头家里的大白鹅拦住了刚生完孩子就像冒着风雪出去的姚玉凤;大白鹅接住了姚玉凤摔在地上的孩子;大白鹅带着老鸭头找到了姚玉凤丢在大沟里的孩子。姚玉凤梦到了大白鹅化身女子照顾自己的孩子,第二天便拜倒在大白鹅前,虔诚地对它磕头。姚玉凤养好身体后,最后还是将孩子留在了老鸭头家里,她还会回来吗?不得而知,但是她相信,老鸭头和大白鹅会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大白鹅虽然不是人,但是有着比人还要像人的人性。

《人民文学》第6期推出以少儿成长为主打的内容专题。儿童的世界是最纯真、最美好的世界。童真童趣中蕴含着人发现世界的好奇心与创造新鲜事物的内在驱动力。人们为了保留住这样美好的童真心灵和善良纯真的人性,用童话、成长小说等文学艺术形式来进行创作。曹文轩在《蝙蝠香》(《人民文学2017年第6期》)中描写了一个患有夜游症的孩子“村哥儿”,每天夜里唱着妈妈经常唱的歌谣在深夜里游走,被小伙伴们称为专门在夜间活动的“蝙蝠”。同时,又盲又聋的爸爸一直凭借着嗅觉跟随着村哥儿晚上出来,保护他的安全。这一切,夜游的村哥儿是不知道的,甚至和嘲笑他的同学们打架。他的妈妈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出去寻找妈妈的爸爸回来之后大病一场,从此双目失明,双耳失聪。他经常看到爸爸身上有些伤,爸爸会笑着说是摔倒磕的,其实是每天夜里摸索着照顾村哥儿摔伤的。知道真相的村哥儿没有再夜游,然而已经习惯了晚上出来走走的爸爸夜里还是会出来。于是,村哥儿和爸爸一块出来,并唱起了那首熟悉的歌谣。父亲的爱是深沉的,儿子村哥儿对妈妈的思念是潜意识的。这种深沉的静默的爱与思念交织,经作者娓娓道来,融化人们的内心。周晓枫的《小翅膀》(《人民文学》2017年第6期)里描写了一个为小孩子们投放噩梦的小精灵“小翅膀”。“小翅膀”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希望能够给小孩子们送去美梦。于是,他改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噩梦,让噩梦变成小朋友们的有意思的历险,或者变成一个不吓人的有希望的好梦。梦,可以让我们领略现实生活中不会遇到的经历,这些给孩子们送梦的小精灵们也在改造者小孩子们的认识世界的观念。在同期《幻夜故事薄之空空空》中,作者汤汤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安置在幻野里的神奇的房子,房子里住着一个“身体很空、灵魂很空、爱也很空”的“空空空”。空空空接待了流浪在幻野里的青豆(一个小女孩儿)和她的羊(名字叫白菜)、小母鸡(名字叫黄花)。在这个神奇的房子里,有着一切神奇的东西,满足着青豆、白菜、黄花一切要求,但是他们却走不出去。获得总是要有代价才行,最后凭借着聪明才智,他们成功的感动了空空空,走出了神奇的屋子,继续一边流浪一边寻找回家的方向。《安贝的夏天》中的想成为飞天鹅的安贝,《我讲的故事都不是真的》中帮助人的小姑娘,他们都是拥有纯真美好心灵的天使,不染一丝尘埃。这些儿童文学是成年人创作出来的,读者既包括孩子也包括成年人,用这些蕴含着纯真美好的文学作品唤起成年人内心的纯真美好,引导孩子们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去感恩世界。孩子是未来,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孩子们拥有健康的身心、纯真的情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好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文学内部的一种潜在声音指向未来的一种发展,触碰人们心目中那块隐秘的柔软。

 

灵魂如何在天地间自由驰骋

丁美华  张丽军

 

诗人北岛在《生活》一诗中,用“网”这个字凝练了生活的万千内容。简简单单一个字,言简意赅而又触目惊心,精准而巧妙地揭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与复杂,道出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普遍的生存状态。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物欲横流、陷阱丛生的时代里,普通人只想平淡生活的祈求竟已成为妄想。在夏季的文学期刊中,作家们将目光聚焦在平凡的小人物身上,讲述着他们追求生存,追求梦想,追求欲望等鲜血淋漓的个人历史,触摸着生命真实的疼痛,同时对现代社会的藏污纳垢、人性的堕落与挣扎表达了深沉的忧虑与思索。

刘鹏艳的《假言》(《鸭绿江》,2017年5月)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从山村走向城市的有志青年裴永辉辛酸而荒诞的一生。上世纪90年代,一张中专录取通知书改变了裴永辉的人生走向。他从贫困的山村来到省城首屈一指的财经院校,以为通过刻苦的学习和优异的成绩可以得到这座城市的认同,但“乡下人”的标签如同身上的烙印,是他始终无法摆脱的束缚,他“只能像一只蝙蝠那样,半禽半兽,禽兽不如地生活在现实的夹缝里”。随之而来的国家政策的变化,让裴永辉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跌落泥淖,父母倾尽家产给乡政府送礼,才为儿子谋得一份计生干部的工作,但无法满足于现状的裴永辉决定再度靠读书为自己另谋出路。四年后,他凭借着大学文凭和CPA合格证被某公司录取,成为了梦寐以求的会计师,而这份看似光鲜的工作再度扭转了他的人生。曾经将校训“不做假账”四个字铭记于心的裴永辉,在老板的“谆谆教导”下竟成为公司做假账的高手,更是被妄图逃税的单位人员敬畏而亲切地称之为“裴经理”。事业上的顺利让他志得意满,但命运却不曾仁慈,长年因拼命工作而累积的隐疾悄悄侵蚀着他的身体,与此同时,一度赏识他的领导因公司财报造假,为求自保,让他做了替罪羊,会计师执照被吊销,裴永辉被这座城市彻底抛弃。

作者通过裴永辉斑驳的个人历史,从人生的不同阶段,将进城青年的自卑心理,毕业生的尴尬处境,初入职场的不谙世事以及后来的左右逢源等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裴永辉身上,浓缩着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他们怀揣着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美好愿望,却被城市的浊流卷入漩涡,被迫缚在现实生存法则的蜘蛛网上,渺小的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最终只能如尘埃般无足轻重地消失。

寒郁《无风的蒲公英》(《青年文学》,2017年6月)同样描写了一个在现实的蜘蛛网上奋力挣扎,却难逃被吞噬命运的青年女教师的故事。从省城师范大学毕业的谭小慧怀抱着教书育人的理想,被分配到雪湖中学任教,从此踏入了弥漫着罪恶与肮脏的深渊。在这里,学校领导贪污公款、打压异己,教师通宵打牌、互相猜忌、明争暗斗,“盲目而热闹地活着……看不到一点精神质量”。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的谭小慧只想安安心心地教书,但命运却无法让她在这样的环境中独善其身,不知不觉间,一张张网早已将她死死地束缚住。学校投资商李经理以谭小慧的家人相要挟,威逼利诱让她成为自己的情妇;校长、主任则以她不愿陪酒为由,怀疑是她写举报信恶意中伤学校,不时对她施以精神和物质上的打压;同事们秉承上层旨意,对她敬而远之,不闻不问。孤立无援的谭小慧这才意识到,“这个世界,没有风”,无法起飞的她只会像未曾在风里飞走的蒲公英一样,腐烂在肮脏的泥水里,满身污垢,再也看不清本来的面目。

宋剑挺的《气球》(《短篇小说》,2017年6月)和晓苏的《妇女主任张开凤》(《鸭绿江》,2017年5月)则不约而同地都塑造了被莫须有的“身份”所束缚的女性形象。在《气球》中,出身农村的打工妹李怡,不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都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一方面,她迷恋城市的繁华整洁,却始终不被城市接纳;另一方面,她厌恶乡村的简陋肮脏,却满足于乡村人给予她的“城里人”的称呼。为了在农村获得“城里人”的优越感和弥补在城市中“乡下人”的自卑感,她将自己在城市中受到的屈辱原原本本复制在了农村人的身上,来彰显自己的高人一等。然而,“城市中的农村人”和“农村中的城市人”的双重身份让她陷入了无尽的矛盾之中。自己究竟是谁?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无法摆脱身份束缚的李怡如同一只漂浮在空中的气球,随风而行,却不知根在何处。《妇女主任张开凤》中的张开凤则被所谓的身份束缚了半生的幸福。为保全镇上“和谐村”的美名,以及为未来自己赢得村支书的职位铺路,张开凤不断游走于想要离婚的夫妇之间,劝说他们放弃离婚的念头。而颇为讽刺的是,妇女们历经的种种婚姻不幸都切切实实地在张开凤身上发生过,她本身就有一段失败的婚姻,但碍于妇女主任的身份,她敢怒而不敢言,始终勉强自己隐忍丈夫种种无理的要求。最终,张开凤在干部选拔中落选,捆绑她半生的束缚得以消失,她和丈夫离了婚。

同样,在叶稻葵《天杀的驴球》(《北方文学》,2017年第16期)中,主人公郑大一直被家庭所束缚。妻子嗜赌成瘾,夫妻间矛盾不断,但为了给儿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让他健康成长,郑大将自己伪装成“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时常在饭桌上讲着生动而有趣的笑话哄大家开心,自己也报以最响亮的笑声和最夸张的笑容。然而,细心的儿子还是捕捉到了父亲在笑容背后的忧伤。在一次登山旅行中,父子俩终于敞开心扉,儿子的一句“我长大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解放了一直以来在痛苦跋涉的父亲,他终于重获了自由。

陈斌先《我不叫周永民》(《鸭绿江》,2017年6月)中的周永民则被一个假名束缚了一生。农村出身的陈小伟为了考上能分配工作的中专,在老师的帮助和父亲的默许下改名为周永民,过了三年忐忑不安的中专生活。毕业之后,他原以为可以不必再过隐姓埋名的日子,直至结婚生子时,他给儿子入户口却屡屡受挫,儿子只能和他一样姓“周”,无法姓祖上姓氏“陈”,这成为周永民的一块心病。与此同时,他与妻子的婚姻因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同学间的互相攀比遭受冲击,争吵成为夫妻间的常事,儿子因此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厌恶父母和整个家庭。十几年的夫妻生活因莫须有的流言蜚语而分崩离析,失去妻儿的周永民常常借酒消愁,满腹的心酸苦楚只能向窗外的芦花诉说。儿子结婚生子后,姓氏再次成为一个难题。周永民坚决让儿媳生二胎,让孙子入陈氏族谱,可一切努力都是枉然。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让他扶持的企业破产,他被迫背上八十万的债务进了牢狱。出狱后的周永民为了躲避债务,改回原名陈小伟,当有一天他鼓起勇气拨通儿子的电话,从电话那一边听到了孙子的名字——周天明时,他这才恍然意识到,不仅是他,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回不去祖上的姓氏,他们这辈子只能姓“周”,他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最终,只有一条名为萌萌的狗和他姓陈,而他也只能将狗当做自己的孩子。

在现实面前,生命的无奈、痛苦、挣扎、堕落,构成了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底色。日本僧人月庵宗光在《偈文》中表达了他对人及人生的思考:生死去来,棚头傀儡,一线断时,落落磊磊。人之在世,无不有一条无形的线在背后操控着人的一言一行,人如傀儡般任其摆布,而当拼尽全力挣脱线的束缚时,却只能变成一盘散落的无用零件。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如裴永辉,如谭小慧,如张开凤,如周永民等,都是《偈文》中的棚头傀儡,遵循着社会约定俗成的生存法则而举步维艰,与此同时,这些法则织成巨大的网状陷阱,无处不在,无论他们多么小心谨慎,终究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到,“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而当生存受到威胁时,活着成为了第一要义,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哪怕是承载着所有美好赞誉的亲情、爱情,也在步履维艰的时代里腐烂变质。俞妍的《陪夜》(《十月》,2017年第3期)围绕着舅舅生病住院这一中心,通过母亲和阿姨的陪夜行为,将亲情的虚伪、人性的丑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母亲和阿姨因与舅舅多年累积的恩怨始终行同路人,舅舅因病住院后,原先一直抱怨舅舅无情无义的阿姨竟一反常态,在医院寸步不离地照顾他,患腿疾的母亲也坚持去医院陪护。文中的“我”以为兄妹三人终于打破了多年的隔阂,然而在舅舅奄奄一息时,阿姨却突然离开,甚至没有出席他的葬礼。从舅妈口中“我”才得知,阿姨之所以全心全意照顾舅舅,并不是源于亲情,而是金钱的驱使,“我”的母亲在葬礼上意外掉落的安定片,也暴露了她曾经黑暗的内心。舅舅死后,这一场虚假的亲情表演终于落下帷幕。作者通过母亲和阿姨二人在陪夜前后的巨大反差,于不动声色中讽刺了当下社会金钱至上的原则和人与人之间虚伪的关系。

丁小龙的《同尘》(《飞天》,2017年5月版)则在一片压抑的氛围中,讲述了一个濒临绝望的家庭的苍凉故事。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将整个家庭推向了地狱的边缘:儿子因车祸变成了植物人,巨额的医药费耗光了所有家底,债务缠身,亲人唯恐避之不及,女儿因无钱上缴学费而决定辍学,丈夫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去借高利贷……整个家庭陷入绝境之中,灾难连锁反应让曾经坚定不移要挽救儿子的妻子犹豫了,“该结束了吧”,儿子的生命一再萎缩,可剩下的人还得生存下去,于是在妻子的默许下,丈夫亲手捂死了儿子。小说中,作者没有对夫妇的行为做简单的是与非的道德评判,而是将笔墨更多地倾注于绝境中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他们的希望与绝望,他们的丑恶与善良,真实地再现了小人物在现实中生存的痛苦和无奈。

弗兰克尔曾说,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2017年6月版)中的宋辞即是如此,无论身处的环境如何嘈杂,他始终如梭罗一般,静静地守护着内心的瓦尔登湖。主人公宋辞在张生女朋友的生日宴上结识了一群所谓的剧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向宋辞夸耀着通过施展“才华”获得的财富,并告诫他“每个人都应通过自己的奋斗来改变命运”,然而,这种所谓的“奋斗”却是迎合大众的低俗趣味,放弃原有的艺术梦想,将艺术彻底变为赚钱的工具,如张生将残忍的“杀生鱼”当作行为艺术,白夜为公司撰写庸俗的宫斗剧、穿越剧,还一直抱怨价钱太低。在这样一群人中,宋辞显得格格不入,他只是一个守在潮湿阴暗的出租房内写诗的穷青年,不为名誉,不为金钱,只为心中那一方诗歌梦想,旁人事业有成后的教导虽然让他心生难堪,却没有艳羡,他依然只想做一名单纯的青年诗人,如同昌平的天空,“孤独地蓝着”。

同样,迟子建《最短的白日》(《十月》,2017年第3期)中的乘务员也是一位于喧嚣中依然保持心灵自由的年轻人,他的最大梦想是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但顾及到母亲的病情和肩上家庭的重担,他只能将梦想掩埋于心底,每日随着火车四处奔走来赚取生活费。即使如此,梦想也没有被他抛弃,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被守护着,实践着。乘务员利用空暇时间自学电影拍摄技巧,更以一双敏锐的眼睛去捕捉旅途中的生动画面,将它们制作成微电影。“我”深深地被乘务员的乐观与坚持所打动,与他相比,“我”的儿子生于优越的环境却一味地消磨生命,人生在他眼中等同于虚无,为此,他借由毒品来寻求短暂的快乐和满足,最终进了戒毒所;“我”的妻子则整日游荡在大型商场内,对家庭不闻不问;“我”为了给儿子还债,辞掉原有的工作来到县里的医院,只为获取额外的费用。在这个单纯、热情如太阳般的年轻人的映衬下,文中的“我”和“我”曾引以为傲的人生都黯然失色。

除此之外,作家们还以饱含温情的笔调拨开人生的阴翳,以一颗温柔而敏感的心去书写那些遗落在平凡生活中的善与美,如在王培静《父亲的字条》(《时代文学》,2017年第5期)中,肺癌晚期的父亲向家人隐瞒病情,极度节俭自己的吃穿,甚至晚上出门捡垃圾,只为给没有养老金的老伴儿攒养老钱;关捷在《泪光·婚纱》(《芒种》,2017年7月版)中,讲述了两个天真的孩子在苦难的岁月里萌发的友情,以及经岁月沉淀后衍化的爱情,虽然时过境迁,早已物是人非,但彼此都谨记当初的承诺,初心不变;化君《丢失的金发簪》(《小说月刊》,2017年6月版)中的姐姐谎称自己偷了发簪,将上学的机会让给妹妹;于中飞《菩萨》(《芒种》,2017年7月版)中的盲人石雕工匠不求任何回报,将为百姓服务的老郑雕成了菩萨的模样……在这些人身上,人性最灿烂的光辉即使在生活的重压下,也依然闪耀着,足以驱散世间的阴霾。

生活如网,即使是再平凡渺小的人生也充斥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现实苦痛,人们一面在别人织就的网中奋力挣扎,一面又自己不断织就各种各样的网,用自己的脚步编织起迷宫的中心,将自己困在其中,越缚越紧,密密麻麻的网丝混淆着人们的视听,最终缚住心灵,只有敢于撕毁缚在身上的网,才能让明净的天空重现,让灵魂在天地间自由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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