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犹香话晋虎:山西明清地方志中的义虎与恶虎
本文转载自并州一号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750040211
近日网闻，京有虎伤与夫吵闹之妇，痛惜悲剧之余，不由想起我山西光绪《续宁武府志》记载的一则奇闻。宁武彭德普妻周氏，一日郊外遇虎，以身蔽子而祝曰：“可食我无绝彭氏祀也”，虎蹲视良久，俯首竟去。周氏因伟大的母爱和誓死忠于丈夫的大爱，而被载入史册，奉为烈女，名垂千古。在查询县志过程中，顺手翻到了一些山西关于虎的资料，概不成文，流水般罗列如下。
鲁迅的《答客诮》诗中有一句：“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何为於菟？原来於菟便是通常说的老虎。老虎这一称谓远没有於菟古老，老虎始现于宋代，而於菟之称，早在春秋的《左传》中就出现了。二者相差近千年。在民间，有猫为虎舅的传说。在人们常说的虎豹豺狼四种凶猛野兽中，以虎居首。
在远古时代，虎等本性凶残的野兽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孔子在比较了时政与虎患后，作出了“苛政猛于虎”的结论。唐宋以来就有为虎作伥的传说，其大意是，人被虎害亡，其鬼魂便会化为伥鬼，并受老虎控制其思想勾引其它人亦遭虎害。
古往今来，有关老虎伤人畜的事情屡有发生，经常见诸于各种史志类书。我们山西曾是华北虎的重要栖息地，山西众多山脉的茂密丛林，为老虎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山西地方文献记载，山西是多虎的。根据相关调查数据，至少可以确定山西古代有79个州县有老虎分布。并且山西虎患集中爆发于明后期至清。
结合在下收集的山西地方志文献，我们从北至南举例述说。
北部雁北诸山，大同朔平府一带，最早的例证就是《水经注》中关于北魏平城附近设有“虎圈”的记载，是专为皇帝猎虎的地方，明朝初年在今天的山西北部，森林极为茂密，《明经世文编》中就有云：“虎豹穴藏，人鲜径行，骑不能入”。
《水经注》第十三卷中，如浑水，又南迳虎圈东，太平真君五年成之以牢虎也。秋季之月，圣上亲御圈，上敕虎士效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兽，即诗所谓袒裼暴虎，献于公所也。
雍正山西通志记载，弘治二年秋七月，河曲虎狼噬人。
雍正山西通志记载，天启六年，灵邱猛虎伤人。
康熙保德州志记载，万历八年，虎入孙家沟麻池中，民逐至西岭，孙千户射获之。
乾隆大同府志记载，今浑源灵邱山中间有之。
《清凉山志》记载“汉明以前，声教未至，台山圣境闻者尚稀，况造者乎？当是时五百里内，林木茂密，虎豹纵横。”
戴运昌，山西祁县人，崇祯丁丑(1637)进士，官到户部员外郎。其父戴光启，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布政使。其子戴廷栻。戴运昌所中的崇祯丁丑榜，山西全省成进士者共19人，除一人死于战乱外，国变后仅戴运昌和杨蕙芳两人拒绝仕清。明亡以后，戴运昌隐居不出，归乡入麓台山，不再进城与官府往来，二十多年后亡故。麓台山距祁县城六、七十里，“荒瘠而多虎”，运昌创筑小砦居住，“垦山为田，岁颇有获，山民因之，稍稍成聚”。图为傅山《霜红龛集》为其所作“明户部员外止庵戴先生传”。
清代王猷定撰《四照堂集》有《义虎记》记载：“汾州之孝义县，位在吕梁山脉东麓。嘉靖年问，县城外高唐、孤岐诸山多老虎。”并说“公因占其同乡明经孙某，嘉靖时为山西孝义知县，见义虎甚奇，属余作记。”
又说：“余闻唐时有邑人郑兴者，以孝义闻，遂以名其县，今亭复以虎名。然则山川之气固独钟于此邑欤！世往往以杀人之事归罪猛兽，闻义虎之说，其亦知所愧哉！”
孝义广场雕塑基座后写有《义虎报恩记》如下：
“古之孝义，林茂草丰。西山有虎，其掌著木刺。一老樵闻其鸣，察其状，冒险为之拔除。虎感其德，遂日捕野物以赠。樵老去世，其虎为之守墓三年，众人称之为义虎。铭日：善哉樵夫，义及猛兽。虎也知义，颂声不朽。中和位育，人天谐久。”
清代，乾隆《孝义县志》记载：城西南一百二十余里的白家庄诸村，“山高地广，但林密峦复，村庄稀少，山尽无名，旧志遂亦不载”。
该书又载：“楷木、桦木生西乡面南诸山中，质坚理直，可胜梁栋，而听其自长，罕加攘剔，惟近村傍舍，多栽榆柳，利其易长便用”；由于山中森林茂密，常有老虎出没，县城“七十里外，虽通衢不敢夜行”。
乾隆末年，隰州蒲县山中亦常有老虎出没。据孙奂仑修纂民国《洪洞县志》人物志载，“蒲居万山中，多虎噬人，弃骸骨于路，行者见之皆股栗”。洪洞县书香名门董氏孝子董修业（董文涣曾祖），“生有至性，孩提即以孝闻，母乔先殁，思事母不得，欲得似母者而事之。”又有“父病，赴蒲县延医，蒲居万山中，多虎呿人，弃骸骨于路，行者见之皆股粟。乃徒步入山…………卒无患。”后来董修业故后，母亲们装他送入孝弟祠，以勉后人。
清官张联箕，山东人，康熙三年(1664)任乡宁知县，在主政乡宁几年中，他张联箕制定《禁约八条》，聘女师，教民纺织。主修县志，并清除虎患。在其主修的《乡宁县志》中写道：“隘口者八，为峪者九，率树木丛密，石磴幽邃，行人每逡巡不敢轻入，则以所至者皆虎迹耳”。
乡宁知县张联箕作《猛虎叹》诗云：“地僻桑麻少，山深虎豹多。”
乾隆四十四年，知县葛清赴任乡宁县途中，不知有虎，在山中渡过一宿，居然无事。上任后发现，当地百姓信虎神，愈捕愈多。有一个村30家人家，被虎吃掉的有一半之多。县令号令百人及十个精干的猎户与衙役，两年捕虎10只，豹12只。乡宁县志有新建山神土地庙碑记，碑现存乡宁县旧县城南城墙外码头。清葛清撰文。葛清，直隶任县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任乡宁知县。碑文记述了乡宁人为平息虎患的不懈斗争情况。正楷书。
同治《浮山县志》载，浮山县谭村，在横岭以东，距县城九十余里，万山迭绕，直接沁水县之梅尾岭，系明代开通的旧路，“后因林木丛幽，为虎豹出没之地，径路不通”。堪舆家皆云：“此路系本邑血脉，若一流通，富贵无穷。”康熙五十一年(1712)，举人张大统捐资，“刊伐树木，凿山平路，商贾往来，渐成康庄”。
据顺治《绛县志》载，顺治十五年，赵士弘任绛县知县，士弘字毅可，直隶永年人，入冬以后，横岭关南面与邻县接壤地方，老虎很多不时出入本县境，赵令百姓砍伐树木，让虎无处藏身，但是效果不尽人意。今年春夏间，垣曲县巡检司又报虎患依然如故，所以，作文祭横岭关山神，赵感叹苛政猛于虎也。
后来老虎又咆哮于紫家陈村、青陵山谷，附近百姓，屡受伤害。于是又撰文拜祭紫家、青陵山神。又牒城隍驱虎文云：“横岭关南邻垣邑，多虎为害，……商民阻隔”、“山虎肆虐，伤人众多，……樵采黎庐，屡受虎害”、“猛虎显踞，商贾乏足”。
清乾隆年间，汤登泗等修的《垣曲县志》载：在明弘治、正德年间，县城西北五十里的上涧村，三面皆临深谷，“谷岩多柏丛”，林中多虎，“夜户恒不敢启”。《重修柏岩寺碑记》，明赵载书，载原名君琰，明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进士，帝赐名载。垣曲县人。。今华峰乡陈堡村有其墓存。
王今远，河北省曲周县人，字乘黄，号用晦。乾隆八年任垣曲知县。因西乡一路虎灾时闻，“采樵绝迹，刍牧惊心，咸谓数年来，于斯为极，遭其害者，惨不堪言。月黑风高之夜，天阴雨湿之辰，怨鬼号冤，愁人痛目。”，于是撰《驱虎文》致祭八蜡神。
潞安府平顺县亦有虎豹出没。据光绪潞城县志载：“明季，流寇兵火之余，县内关基尽废，虎狼出没。康熙初年，刘铭任虹梯关巡检，见到居民所住之处二、三家，往来竟无一人。”
康熙初年，李中白《吴侯去思碑》亦云：“平创于明嘉靖八年，环邑皆山，无壤可田，深山丛寓，虎豹出没。民贫而瘠”李中白,长治人，清翰林院庶院士，内院侍读学士(康熙伴读)。
杜之昂字叔抑，扶沟人。俊彦子：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授山西平顺知县。潞城县志载：康熙三十年(1691)正月，有豹夜入城中，起初食羊，既而伤及犬、猪，居民惊恐。知县杜之昂为文祷诸神，晚上晕厥者作梦到神以知晓并严查…………过三日，“豹自毙于路”，为一樵夫所获。
据康熙《沁水县志》载：赵凤诏，江苏武进人。清康熙三十三年任沁水知县。初任时，正值战乱灾荒，且虎患连年，县内处处是“险道车难过，荒村户尽扃”的惨象，使他不禁发出“蒿目伤民瘼，吁天宁莫昕”的感叹。后任太原知府，贪污案发，被处死。图为赵劝沁水民众挖陷阱陷虎的记载。
沁水知县赵凤诏《告城隍驱虎文》云：“环沁皆山，村烟辽阔，林木荆榛，蔓生丛植，虓虎蟠踞而为窟穴。”
赵凤诏又有祭黑虎文曰：“昔年蝗旱剥啄苖根，今遭虎患吴噬苍生，草菅性命，惨于酷刑，弱肉强食，子遗靡存…………”
同治《阳城县志》中《物产志》云：“昔林木蓊密，虎易藏匿，迩年斧斤濯濯，近城五十里鲜虎迹，析城、王屋间尚有匿者；豹仍不少，鹿麈麝香亦多于此间孳息，猿猱惟莽山蒙蒙有之。”又云：“望莽之南，有试剑山，红峪水所出，其地林木翳蔽，猿猱族处，山问人多捕得，脯而食之。西南诸山多虎，尤多豺，或言有驳。”
综上所列，明代之前，虎在山西省南北都广泛分布，记载很多，因所涉资料繁多不再一一列图求证，简述如下：
万历《清凉山志》载：“(东)汉明(帝)以来，……(至北魏)虎豹纵横。”唐河东道雁门、定襄、马邑、兴唐等郡和朔、代、忻等州“俱贡豹尾”，蔚州“贡豹皮”；
乾隆《潞安府志·名宦》载：唐贞观长子县令崔珏“遣使追虎杀之”；
据康熙《灵丘县志》，唐末晋王李克用在灵丘大涧村围猎遇虎。
康熙《定襄县志·艺文》载宋张商英《增修真容院记》云：“打地和尚……隐定襄间，往来深山，与虎豹群居。”
乾隆《汾阳县志·事考》载：“宋嘉裙中，汾中横山有虎，……道士深入，驱出七虎，……伏地而死。”
乾隆《潞安府志·仙释》载：宋“黎城岚山麓有双虎为患，师到即驯之”，人称伏虎先师。辽开泰五年(1016)，“帝射虎”。金朝大同府等“贡虎骨”；
金末蒙初，元好问《过石岭关》日：“厌逢虎豹欲安逃”。
乾隆《祁县志·艺文》载元初王恽《过鹿台山》日：“疑有虎豹变”；
万历《偏关志·山川》载：“大虫岭，在关东百里，昔多茂林”，虎俗称大虫，元朝尚多虎，故名。虎豹系自然食物链顶级食肉大兽，此前易捕到足够其食之有蹄类等野兽，极少伤害人畜之载。
明中后期虎在山西大地已经急剧减少，更向深远山退缩。因缺乏食物而伤害人畜。
据万历《应州志》，弘治时“南山有虎患”；
同治《河曲县志》“祥异”载：明代弘治三年(1490)秋七月虎狼噬人。弘治十四年(1501)，是年饥，有虎入境杀人，被获。
民国《霍山志》载：正德时“虎下山为害”。
《大明一统志》仅载太原府代、岢岚及大同府蔚、广灵、广昌尚产“豹尾”；
乾隆《代州志·祥异》载：嘉靖七年(1528)“南山多虎豹，啮樵采人”等。
万历《应州志》、《马邑县志》、《云中郡志》、《清凉山志》、《太原府志》、《汾州府志》等，还载有一些虎豹；
雍正《山西通志·艺文》载明王稚《登虎苑》云：“山西人有善搏虎者，蓄一弓劲，出必自随。”
乾隆《凤台县志·艺文》载明末徐芳《太行虎记》云：县西九十里太行绝顶“天井关……虎……啮人，往来行旅，伤害甚众。”
乾隆《荣河县志》载：崇祯四年(1631)，虎入境为民所获。
清代，我省老虎已经濒临灭绝，但一些山高林密之处仍有极少数地方出现。“不恒有，……在深山绝垛避人迹”康熙《灵丘县志》载：南山“虎伤人畜”，还载《南山有虎行》文。
雍正《重修岚县志》卷十五《物产》“兽属”有虎、狼等。
乾隆《代州志》、《五台县志》，“去台(怀)数十里，……日射虎川”，康熙幸台，御射殪虎而名；五台东北五十里深高山区香域沟“多虎豹”。
康熙《寿阳县志》载那时县令吴祚昌《……驱虎文》云：“闻有虎伤边山之畜。”
康熙《长子县志》卷二《地理志·物产》“兽之属”有豹虎等记载。
民国《霍山志》载：康熙十五年(1676)，“虎又下山……为害，……数虎被获”；
乾隆《沁州志·灾异》载：康熙三十七年，“沁州多虎患”；
乾隆《沁州志》卷八《物产》“兽属”就记载有“虎、豹、狐、兔、獐”。“以上沁源、武乡同”
乾隆《荣河县志》载：康熙十年(1671)，东有虎入境，人遇之弗顾，惟啮数犬而去。
嘉庆《沁源县志·仙释》，康熙二十七年，槠国旺“至(沁源北端)涧崖底村……适野遇虎”；该县志载《打虎行》诗歌，述打虎英雄冯振孩事迹。
光绪《清源乡志》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虎至乔武村，人击毙之。
乾隆《凤台县志》载康熙陈廷敬《樊山射虎记》云：“伏弩杀二虎。”
乾隆《陵川县志》卷十六《物产》“毛之属”有虎、豹、豺、狼等动物记载。
同治《沁水县志》载康熙赵凤诏《……驱虎文》云：“虎在深山。”
乾隆《大同府志》载：仅“浑源、灵丘山中间有之”；
乾隆《代州志》《射虎川碑文》注云：“旧多虎，今垦田艺殖，猛兽避迹”；
乾隆《沁州志》说虎豹“俱出沁源”等。
康熙《隰州志》卷五《物产》兽类，有虎豹记载。
雍正《辽州志》卷五《物产》兽属有虎豹记载。
光绪《沁水县志·志余》载：“乾隆庚寅(1770)，……虎噙某氏去，……(县令)集猎户克期捕虎，连杀两虎。”
民国《沁源县志》物产表“兽属”，仍有虎豹记载。
民国《重修安泽县志》卷十四《祥异》灾祥中就指出“安泽僻处深山，旱涝无常，虎豹螟蝗皆为民害。康熙和雍正年间出现猛虎伤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六月猛虎为灾。雍正八年(1730)夏猛虎为灾，伤二十余人。
民国七年《闻喜县志》卷五《物产》“山兽类”虎，雨后高山脊上时有爪印，大五六寸，人云虎迹。
还有一件发生在太原的与虎有关的事情，值得一提。清光绪三十二年刘大鹏撰《晋祠志》稿本载：太原自光绪三十一年九月至次年四月亢阳不雨，大旱，民心惶惶。晋省大吏为此祷雨，派委员至晋祠取圣水，拜，不灵。又派委员至晋祠投虎骨于难老泉，谓泉中有龙，一投虎骨则龙虎相斗，就会下雨，也未应验，一时传为笑柄。非但没有应验，反而投虎骨后，有点云就被风吹的一干二净，为此晋抚大怒，派兵数营出城外西北隅，排队向西北方开枪，名曰，打风头。一日三次，一直打了半月，依然没有下雨。此书为赤桥退想斋藏稿本，山西省图书馆藏。
参考资料：山西建国前旧志，《山西水利社会史》，《山西森林与生态史》
作者联系微信：bingzhou01
直接点击以下文字链接，阅读相关推荐内容：
欢迎加入太原道三晋史话微信群交流山西历史话题，长按下图二维码或添加太原道客服微信号wwwtydao入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