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深沉” 访谈:周李立的小说来路
好小说大概像你站在十字路口突然走神的瞬间，匆匆人群和车流，在刹那化作背景，你的视线，似乎在这一刻被抽离出来，你就像隔着一块磨砂玻璃，注视着芸芸众生，而你其实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之一”，于是你看见了自己，又看见更多。这个“更多”是什么，因人而异，好小说总是让不同的读者产生不一样的领悟。这些领悟与作者的本意并不一致，也没必要一致。因为放在你们眼前的，本就是不同花纹的磨砂玻璃。很快，这一刻过去，播放键被摁下去，如常的生活继续，世界没有什么不同，但世界会慢慢变得不同。这大概是所谓“静观疏离”。这也是小说的方式…… 80后作家周李立在访谈《“这孩子深沉”——周李立的小说来路》中这样描述她心目中属于“小说的方式”。本刊近期曾选载她的小说《天使的台阶》《力学原则》。今晚向您推介《小说月报》第11期选载的周李立新作《火山》。 《小说月报》2015年最后一期即将与读者见面，更多新刊精彩，敬请期待。 | ||||
周李立，1984年生于四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8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小说集《欢喜腾》。曾获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现居北京。
“这孩子深沉”
——访谈：周李立的小说来路
时间：2015年3月
地点：北京
▲周李立（80后作家）
△赵依（鲁迅文学院青年评论家）
对于出生在1989年的我来说，代际这一话题总是令我尴尬，有人说我是80后，有人说我是90后。后来我发现还有一群人跟我一样难以在代际的光环下自处——那一批出生于1980年后的写作者。代际划分历来是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课题，而对于正活跃于当代文坛的80后写作者而言，代际划分或许为时尚早。一方面，80后写作风格的形成，对50后、60后、70后均有明显承接，很难割裂来谈；另一方面，80后虽然共有一部分成长背景和历史记忆，目睹着城市的欣欣向荣，社会的与时俱进，却因不同的出身、人生际遇决定了各自相去甚远的生活。在这个理想爱好与实际利益挂钩的时代，80后亲历了太多的压力、浮躁、世故、焦虑。80后不单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意味着一种社会、文化情态。由于80后所处时代的特殊，我们能在这一代人身上看到一种新风貌，自我和个性化便是显著的标签。也正是由于这一代际特质，导致了80后写作者极大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反过来大到足以消解代际划分本身，因此我们更需要走进80后的单一个体，去呈现他们独特的光荣与梦想——
周李立的小说写得冷静节制，将困扰我们的问题和盘托出，有些问题是永恒的，是困扰80后的，也是困扰每一代人的。她的小说结构不会太简单，我想那些隐喻的设立和思考的表达到底还是依赖某种巧妙的文本形式。我赞同她在访谈里对80后成长的概括，至少我算是“思考着人生长大的”，那些隐藏在碎片化叙事中的哲理性思考让我觉得亲切，这种疼痛感与困顿感也让我切肤。但周李立的小说不会做出判断，只是呈现出时代与生活的复杂性。而事实上，判断往往会杀死小说，不偏袒才更能让它活。
周李立是个安静的人，轻声细语，少言寡语；她也敏感执拗，想得很多，内心戏也足。这样的写作者，常静观疏离。因此，周李立与读者并排站在世界的磨砂玻璃墙后，她甚至退得更远一点，以便将自己的视域指给他们，为他们提供更多看穿的可能性。
——赵依
△赵依：你想怎么来做这个访谈呢？想谈一些什么问题？
▲周李立：小说对于我来说，是私密的东西。何况现在能聊小说的朋友，真的不多。与其虚与委蛇地互相应付，不如干脆回避。有时候跟写小说的人在一起，我发现我们也还是愿意谈论股票天气、电影美食——小说是对方心中戴面纱的情人，我们不需要非得去揭开那面纱，
每写完一篇小说，通常都会有种意料外的失落，仿佛放出去的风筝，它再也不属于我了。但成年离家的孩子，身上总还是一直流淌着母亲的血脉，而那些我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的小说，其实也一直印着我的名字。但我不怎么想念它们了，我的心思总是在正成长中的小说身上——我是个喜新厌旧的母亲。我想表示的其实是：小说与作者之间，我希望保持一段距离。我喜欢别人谈论我的小说，但别人因此谈到我这个人的时候，我会有些不自在。
当然，交流是必要的。我向往着那种一拍即合、相见恨晚的交流，但这种相遇太珍贵，我必须学会等待。如果我没有那样的幸运结识高山流水的知音，那我会选择文字，我也一直是这么干的，那些我渴求的认同和理解，很多时候，都是在文字里找到的。
△赵依：你当初学的是新闻专业，，，请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和人物勾勒一下你的大学时代。
▲周李立：。“散”闻学院的特色便是“散”，因为所有人几乎都在忙自己的事，而我刚好选择了文学。我参加的校园活动很少，因为不喜欢热闹，到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文学社。我不知道那个社团现在是否还存在，至少我在校期间它看上去很红火。它的名字其实不是太文学——青年读书社。我感谢青年读书社，它给了我比中文课程更多的东西，其间我们邀请了很多人来讲座，。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是诗歌节的主持人——我不写诗，所以只能当传声筒。
，我们所有文学科目的课程量和中文系一样。新闻学院大概比较强势，中文系派出最好的老师给我们上课。这让我在中文系蹭课变成一种重复行为，我怀疑自己只是为打发时间。
△赵依：怎么想到要写小说的？能回忆一下第一篇小说的产生过程吗？
▲周李立：那是2008年6月，512汶川地震刚过去一个月。我妈从地震一开始就反应迟钝，余震三天两头来，家里吊灯晃来晃去，她好像也懒得跑。于是我也懒得动。这房子她已经卖出去了，512地震前一天签了卖房合同，地震对房子似乎没有损害，但我们得很快搬家。
我开始整理我爸爸的电脑。此前他突然离世，不是因为地震，是突发心脑血管疾病，他倒在地震前一个月。他的电脑上一次启动的时间，应仍是他生前。整理他的电脑，这事儿需要点勇气。那个下午，我觉得自己可以面对那些我即将发现的全部秘密了。我想，他已经离世两个月了。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发现。电脑里干干净净，QQ好友很多，昵称花哨，但没有聊天记录。浏览器收藏夹里，是几个最常用的网站，新浪、163、新华网……他五十二岁，而我对这个年龄的男人知之太少，连我的父亲也是。后来，我的小说里总是出现中年男性，我想这可能与他的离开有关。
我用爸爸的电脑，在2008年6月12日下午，开始写第一篇小说。小说内容与我当时的心情没什么关系。唯一关于自己的暗示，是我在里面引用了四川诗人何小竹的诗《当时的心情》：我当时的心情是／死了算了／这世界。
这篇小说标题是《6月12日下午》，那年8月的时候发在《黄河文学》上，后来收入《欢喜腾》一书。我挺幸运的，因为处女作的发表没什么波折。后来这一直成为我先生对我的担忧，他担心我会受不了退稿的刺激，他是理科生，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作家出道之初必须频遭退稿。
可是，我知道自己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不是退稿，我后来也被退稿，我觉得那不可怕——文学见仁见智，你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可怕的是，我不知道第一篇小说之后，我该怎么写下去？就像站在隧道的入口，光亮隐约可见，但我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一次次穿越黑暗，抵达出口。
△赵依：以前去你家时，我的直接印象就是有很多道门，尤其那道防火门让我印象深刻，似乎可以在你的小说《八道门》里找到对应；你也经常出游、复访、回旋，这些生活经历在你的小说里也多有呈现，有的小说还与此同名……你的小说是否大多都源自生活？写一篇新小说的灵感和愿望是如何发生的？
▲周李立：我家的小区的确有七道门，这也许可以算成关联。但我在小区的生活和康一西差别挺大。那个小区远没有堂宁小区那么夸张的高端。小区业主倒是有自己的QQ群，气氛融洽，门口保安总是跟你打招呼，问你吃了吗，业主们也喜欢一起活动，春游或者打羽毛球，尽管我不怎么参加那些活动。
《八道门》最直接的来源，其实是一个朋友告诉我，她不会让孩子吃别人家在万圣节发的糖果，她把那些糖偷偷扔了，“谁知道那都是些什么糖呢？”她说。她并不住在我们小区，“但孩子还是需要过万圣节的，所以还得去邻居家讨糖果”，我觉得，她说的没错。现实太复杂，母亲必须保护孩子。可我还是感觉怪怪的，很多事情都变得怪怪的。所以《八道门》最先写的，也是这万圣节的一段。后来逐渐扩充，主人公也从这位母亲，变成了发糖果的男人康一西。
还有很多怪怪的东西，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于是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因为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小说的最初想法，总是从这种好像很“日常”但又“怪怪的”感觉里产生。《如何通过四元桥》的来源，是我每天上下班开车经过的四元桥，我想会不会有入因为在立交桥上的偶尔走神、错失路口，然后他的人生也走向背道而驰的方向？《布鲁克林宝贝》的来源是跟我表姐夫闲聊，他说，一个朋友的孩子去美国留学，因为找不到学校，从机场打车，花费一千多美元，到学校已经是半夜了。后来这个打车的孩子，不过成为小说里不到百字的一段文字，但它的确是启发我整篇小说一万七干字的那根导火索。很多小说都是这样，最初的触动与最后的成篇，细想一下就像草履虫和人类的差别那么大，但草履虫仍然是生命，生命复杂的进化史是从草履虫的单细胞生物开始的。
我不知道这是否算是——源于生活？这么说起来，好像是的。但它与生活，并不直接映射。虚构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我们没有必要去比对它与生活的相似程度。它与生活存有距离，这段若即若离的距离，才让小说这东西有魅力。
△赵依：你的小说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但痛苦似乎是你的小说胚子，也是你小说重要的呈现方式和表达目的，痛苦对于你和你的小说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时候又是因为什么触发了你的这种疼痛感和困顿感呢？请描述一下痛苦发生时交往的方式、人、话题、你的心态，等等。
▲周李立：一直觉得说自己很痛苦这事儿挺可耻的，也最害怕那种直接说自己有多么痛苦的文章。因为痛苦这件破事儿和幸福类似，它只是你个人的感受，他人很难感同身受。但你也不能因此就怀疑别人的痛苦程度。
我活得挺纠结的，很多事想来想去，最后还是看空——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我本质悲观。悲观者多虑、没有安全感，风和日丽之下亦常有凉气袭来，既有远虑也有近忧。但我们独生子女都会自己扛事儿，因为从小身边就没有兄弟姐妹可以每天打架争宠，分散掉那些过剩的精力。我们自打生下来就每天吃饱穿暧又无所事事，除了把自己关在卧室安静地思考人生，看来也没别的娱乐了。于是亲戚们都说，“这孩子深沉。”现在80后的评论家队伍比70、60、50后们都壮大，大概因为他们就是思考着人生长大的，后来又普遍能接受到较好的教育，不当评论家的确是浪费了。
我脑子里总有好几个小人在对话——双鱼座、AB型血，两个双重人格等于四重人格分裂——四个小人刚好可以凑桌麻将。太可怕了，这样分裂了二十多年后，才找到小说这个我自己挺喜欢、别人也不那么讨厌的方式，来替代小时候在卧室里琢磨出的那些人生哲学——其实简单点说，这种痛苦，本质上还是一种迷茫的感觉。我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茫然者。同龄的我们，极少有人能明确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西藏、丽江、德令哈……这些逃遁之地为什么那么受追捧？
在这个凡事可以用软件算出概率的、冷酷的理性时代里，小说是对“偶然”和“不可控”致以的敬意。多米诺骨牌如果总是完美伏地，那这游戏就不好玩了。总会有那么几块牌，出乎你的意料，它不可计算、不可控，它成全着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想象，它桀骜于理性之外，让游戏变得有趣。有人会觉得这“耍脾气”的几块牌太格格不入、让人难受，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在这几块有个性的牌身上，看出了自己的迷茫和痛苦。
△赵依：在那篇关于痛苦的创作谈里，你说你的痛苦因在西方文学里获得共鸣而得以缓解，能详细描述一下这种“疗法”和“疗效”吗？
▲周李立：那篇创作谈中谈到的，是部分美国小说家的作品。虽然我从没去过美国，但是美国小说家描绘的生活细节、内心的困惑、现实的迷茫、存在的孤独——我觉得怎么都是我想说的呢？这种“疗救”很简单：你想说的东西，已经被人写出来了，还写得这么精彩。
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我今年看了三遍，《十一种孤独》看了两遍。前不久看到理查德·福特的短篇集《石泉城》，特别惊喜，看完后马上又从头看一遍，然后又看了一遍。《石泉城》里，浪荡子开着偷来的奔驰豪车，带着自己和前妻的女儿、现在的情人开往一个叫石泉城的地方。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但那会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不过奔驰车坏在沙漠里，他们叫来出租车。晚上在石泉城的豪华酒店，情人宣布要坐大巴车离开他，因为“我年轻时去了太多汽车旅馆，现在，我想回去了”。浪荡子没有挽留她，也没有不挽留。他深夜在豪华酒店的停车场，动手撬开另一辆豪车的车门，心里想的是明天的生活，他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这世界如此复杂，更多的悲剧，是潜行在大洋之下的鲨鱼，它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默默地酝酿、一击致命。
我曾向一位评论家请教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因为我的生活状态与那些美国小说家有某种类似。这不是说我的生活是“西化”或“美式”的，我的生活和北京大多数同龄人也没太多不同。问题在于，当下的中国小说里，对“我”这类群体生活状态的关注，其实很少，或说是有限的。于是我们需要在小说里寻找到的理解和认同，便转求于大洋彼岸。
菲茨杰拉德、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理查德·福特、安·比蒂……这份名单其实也不限于美国，它还可以包括爱尔兰的科尔姆·托宾、加拿大的爱丽丝·门罗……他们写城市里日常生活中的微妙情绪，上班族重复无聊状态里的偶然欢愉，失意的底层人承受最后一根稻草的重量，看似前途光明的年轻人痛骂这混账的世界……想想吧，我怎么能不喜欢他们呢？
△赵依：你写小说的语言风格很像西方小说的中文译本，例如有很多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和插入语，还有一些黑色幽默的表达，等等，这是潜移默化还是有心效仿的结果？喜欢哪些翻译家的作品？你对翻译文本怎么看？
▲周李立：文学的感觉很多从天赋中来，后天的阅读也会帮助养成一些语言的感觉和风格，但这种感觉，其实像贾宝玉在大观园里题写的“沁芳”两字一样，香气沁润，有时越刻意，也越“不及”。
我的小说语言可能与某些西方小说中译本近似，但与另外一些西方小说的中译本也很不一样。比如我一直不喜欢法文小说的翻译，我怀疑它们是否可以被翻译得更好读一些？大概因为我不习惯里面太多的形容词。弗朗索瓦·萨岗的《孤独的池塘》是很精巧的短篇小说集，但我不习惯那种译本的语言，有太多感叹号和“啊”，牢骚太盛，侵害了小说的本意。
但不能否认，影响肯定存在。看到喜欢的东西，情投意合，让它慢慢成为自己的东西。但这首先也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你才会喜欢这样的语言。这事儿大概和女孩穿衣服类似，你觉得这样穿好看，也会效仿，但首先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你才会觉得这样好看。
我曾经和写小说的朋友说过这个话题。他认为，“翻译家的语言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中国作家。毕竟我们看译著，。我们会有一些喜欢的翻译家，而喜欢他们的原因除了原著本身外，可能也因为语言。比如孙仲旭、汤伟和李文俊，我怀疑我看他们译本的数量，肯定超过了我看过的绝大部分中国作家的作品数量。汤伟的语言简练干净不造作，这是我喜欢的风格。当然，很多年轻作家，其实都具备看外文原著的能力，但那不一样，至少在我看来，英文的美感和中文的美感，完全不一样，连用英文遣词造句时的思维方式，都跟中文不一样。所以，原著有一种美，译本有另一种美。
我很内向，敏感又警惕，太喧闹的场合会觉得没什么意思，总是希望自己的位置离出口更近一些，所以我不可能太幽默，不会讲那种语惊四座的段子，但我也不会太无聊—一正因为说得少，说出来的东西都是自我淘洗过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所谓冷幽默、黑色幽默的感觉？
△赵依：有学者评价你的小说是中性主义叙事，你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一评价？
▲周李立：我理解中性主义的评价，旨在强调一种克制与冷静。冷静、克制的确是我追求的东西，实在受够了抒情的滥觞。
这或许与我们的时代有关。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男女平等教育，性别间的差别在我们成长的日常中很多时候都被消弭掉。我不褒贬这种性别差异弱化的现象。这只是现象，是所有人都会注意到的变化。而我写的，是性别弱化的时代里那个面目模糊的TA——不是他，也不是她，他和她都是写字楼格子间里、电脑屏幕后面那个对话窗口，他和她都是高层公寓落地窗后面那双眼睛，他的视角与她的视角，也许都需要兼顾，也许都需要摆脱，也许那本来也没有太多不同。
可能中性主义还包含了另一层面的东西，叙事和文本层面上的冷静与节制。我曾喜欢于坚零度写作的诗歌、方方零度叙事的小说，评论界已经对这种零度写作做出诸多解读，不赘述。
△赵依：你的小说在与现实的交锋中大多采取侧面进攻的方式，你在小说中所做的哲理性思考也是静观疏离式的，有时还呈现出一种虚无主义，关于这一点，能谈一谈吗？你是如何选择写作立场和话语空间的？
▲周李立：不只我的小说是侧面进攻，而是小说本来就该是侧面进攻的东西。正面强攻者是宣言、檄文和政府工作报告，是纪实的新闻特写，是直抒胸臆的蜜语甜言、痛快淋漓的骂街。纪实新闻呈现事实本身。新闻教育告诉我们，新闻要足够客观，呈现多方立场和观点。这是一种新闻理想，。然而小说是可以曲径通幽的。那只隐藏在万灵命运背后的推手，小说可以用小说的方式，让你触摸到它的存在。好小说大概像你站在十字路口突然走神的瞬间，匆匆人群和车流，在刹那化作背景，你的视线，似乎在这一刻被抽离出来，你就像隔着一块磨砂玻璃，注视着芸芸众生，而你其实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之一”，于是你看见了自己，又看见更多。这个“更多”是什么，因人而异，好小说总是让不同的读者产生不一样的领悟。这些领悟与作者的本意并不一致，也没必要一致。因为放在你们眼前的，本就是不同花纹的磨砂玻璃。很快，这一刻过去，播放键被摁下去，如常的生活继续，世界没有什么不同，但世界会慢慢变得不同。这大概是所谓“静观疏离”。这也是小说的方式——用三百字的场景来解释“静观疏离”四个字。
我想了想有没有不“虚无”的伟大作家，但视野有限，很难想出更多的名字。存在主义的诞生，让世界“了无意义”了，但正是这个了无意义的哲学诞生后，才出现了达达、结构、解构、波普、朋克、凯鲁亚克以及整个垮掉的一代……鲍德里亚甚至认为，后现代整个就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郁达夫虚无，沈从文也挺虚无的，旗手鲁迅也经常认为很多事是没有意义的，要不他为什么纪念刘和珍君？曹雪芹是中国作家中“虚无”的状元。《红楼梦》里的道人就叫“空空”，或者是个跛脚的和尚，曹雪芹让贾宝玉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名字叫“太虚幻境”……他得有多么虚无啊！但这根本不妨碍曹雪芹兴致勃勃地写茄子的做法、有滋有味地写妙玉饮茶，写秦可卿卧室的陈设，写薛宝钗那麻烦死人的冷香丸，写贾宝玉那让人想入非非的汗巾子和抹额……他又该是有多么热爱生活啊！这矛盾吗？好像挺矛盾的。但如果不是对生活的这种热爱，曹雪芹的“虚无”会显得多么不知所云，同理，如果不是虚无这件打底衫在身，曹雪芹热衷到细致的生活描绘，又该是多么浮华和矫情。文学艺术，这些东西有时想来挺没用的，因为它们终究不事生产，并不创造什么实际价值。但我们为什么热爱它们？人类为什么对它们始终不离不弃？所以它们的意义，可能并非价值创造那么简单。想明白这一点，很多事就迎刃而解。如果曹雪芹不虚无，不会有《红楼梦》。如果曹雪芹也认为小说要引领人们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那《红楼梦》不会流传至今，不过可能会入选清朝廷宣传部门的奖项。曹雪芹的颓废和虚无并没有带来负能量，反而让后世读者品读出那么多美妙的领悟。对此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赵依：小说人物的名字，你喜欢叠字或方位词组成人名，你是很讲究小说技巧的作者，关于小说人物的命名是否也存在特殊的考量？
▲周李立：给小说人物取名是所有小说作者都会面对的问题，这问题不大，但很实在。有时名字一变，好像原来的小说就不一样了。我不喜欢那种名字古怪的小说。
在取名问题上，我挺强迫症的。曾经还给自己定下些规矩，在前期的小说中，女孩都是“小”字辈的，姚小桃、苏小力、贾小西、施小也、岳小山、刘小文、魏小薇，蒋小艾、邓小又……不难发现，她们的名字除了“小”字，剩下两个字也是有关联的。我还曾想要写十二个“小”字辈的女孩，让她们分属十二星座，是不是很无聊？除了“小”字辈的女孩，还有一些“叠字”的女孩。她们跟“小”字辈不一样，果欢欢是《欢喜腾》里的女孩，叶佳佳是《平行迷宫里的超级玛丽》的女孩，因为这两篇都是我写少年县城生活的小说。
男人们的名字似乎要随意一些，不过我也发强迫症，写完了“东南西北”四个男人——《更衣》里的王一东，《如何通过四元桥》里的刘一南，《八道门》里的康一西，《家宴》里的李一北——总算功德圆满。
后来我开始纵容自己，不再遵守给自己定下的那些规矩。这大概是从《八道门》里的唐糖开始的，唐糖最开始叫唐小糖，后来觉得唐糖更合适，改成唐糖后，我似乎突然就认识这个美貌的游泳教练了，也知道该怎么写了。
现在在写的小说，其实属于一个系列。艺术家乔远和女朋友娜娜，他们出现在我近期的多篇小说里。有时写着写着，觉得《如何通过四元桥》里的刘一南还有故事，于是又写了一些刘一南的故事，但他还是那个不知道如何通过四元桥的刘一南，并没有成为别的人物。
△赵依：你的小说与这个时代有着很强的对接能力，也可以说是“接地气”，例如四元桥的交通、怀柔的虹鳟、美剧里的Queens、深圳某所大学等等。现实的直接介入以及包括语言在内的流行元素的引入，一方面写出了80后一代的当下生活和新鲜体验，这均属于一位80后写作者本该记录的现实和时代性；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接地气”的小说创作是否会影响到文本自身的文学性？请谈一谈你的看法。
▲周李立：其实我的小说挺不“流行”的，我特别不喜欢那种满篇都是化妆品和服装品牌的小说，因为很多品牌名，我都看不懂。
我写的四元桥、怀柔、手串、美剧……这些都是我每天要接触的事物，是触发我小说产生的介质。我写它们是因为我熟悉它们，它们引发我思考，我没有理由舍近求远。这样写出来之后，人们说是流行元素，是新鲜的东西，是一代人的当下生活，或者说“接地气”，但这只是表面。我写它们不是因为流行、新鲜、接地气，而是因为我想表达的那些东西，可以通过它们表达出来。很多小说家都有自己熟悉的场域、熟悉的生活细节，苏童的南方和香椿树街，王朔的大院，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理查德·耶茨的纽约，爱丽丝·门罗的加拿大小镇……没有小说家舍近求远。理查德·福特在多篇小说里写钓鱼和打猎，那是他熟悉的东西，但这些小说表达的东西，根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困惑。
△赵依：很多人评价你是一名具有代际意义的80后作者，且不论这一代际划分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合法性问题，这至少说明你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标识性。你认为你的标识性意义何在？你怎么看待这种标识性？
▲周李立：先不说我是否真的具备80后的代际意义。先说“代际意义”这概念本身。80后的作者很多，风格各异，几乎无法被归类。如果只从出生在1980年代来谈论这一批写作者的代际意义，我想大概是指区别于前代作家的那些东西。评论家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大意是，很多作品，是从中能看出其来源和出处的。比如像汪曾祺的笔法、沈从文的笔法，这像张爱玲，那是鲁迅，这是王朔，那是莫言，这是苏童，那是王小波……现当代文学史的积累，为后继者留下诸多可以继承的宝贵遗产。只是，张爱玲写的是张爱玲的时代，王朔写的是王朔的时代，时代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烙印。
我们在传承经典的文学性的同时，可能也无意识继承了别的什么东西，然后“影响的焦虑”渐甚。但我们无法复原张爱玲的时代，我们也体验不了王朔的大院，我们生活在当下，无法逃离当下时代氛围加之于我们的各个层面的影响。敏感的写作者像感光度高的胶片，无可避免会显影出一种时代气质。这种气质无关乎你写的内容是否足够现实，它指涉的，更多是作品内容之上作者想要表达的那些东西。去年有评论家撰文表示，现在谈论80后的小说创作，还为时尚早，因为80后小说，似乎还没有为当代文学贡献出独特的东西。我想他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从这个意义讲，评论家认为我的小说中体现出“代际意义”，其实也可看作是认为我的作品没有很好的“师承”。的确，写小说，我属于“野路子”，没有过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育。我曾试图探轶出自己的来路。我为什么写小说？为什么这样写小说？为什么喜欢这样的小说？如此反思之后，我觉得自己也不全是野孩子，我只是个喝普通奶长大的普通孩子。想来自己的阅读史整个混乱不堪，王小波、马尔克斯和列夫·托尔斯泰，属于旧爱，红楼梦、韩东、菲茨杰拉德和米兰·昆德拉，也都挺喜欢，但后来爱丽丝·门罗和理查德·耶茨们，又打动了我。我觉得在这些名字里面，一定有我的来路，就算是一座交叉小径的花园，但我也知道，那些小径，必然存在。
小说不太适合与现实紧密贴合，它需要一段缓冲的距离。我喜欢这段距离，那是文学性产生的地方。所以，属于80后小说的精神标识，必将产生，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一点空间。这种标识，绝不是表面的城市生活细节，不是满篇的品牌名，不是小说里总出现夜店和歌词……它是一批写作者在生活中沉淀又静观疏离之后，淘洗出的文学眼光和时代气质。
——摘自《南方文坛》2015年6期
中篇小说
一曲终了__胡学文
（选自《长城》2015年第5期）
士别十年__尹学芸
（选自《收获》2015年第4期）
色身__孙 频
（选自《十月》2015年第5期）
火山__周李立
（选自《芒种》2015年第10期）
寻人启事__靳 莉
（选自《鸭绿江》2015年第9期）
短篇小说
窗户人__王祥夫
（选自《青岛文学》2015年第10期）
万家亲友团__黄蓓佳
（选自《北京文学》2015年第10期）
纪念我的朋友金枝__金仁顺
（选自《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
假开心__周嘉宁
（选自《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9期）
遇见__李 晁
（选自《作家》2015年第8期）
开放叙事
黄昏里的男孩__陈集益
（选自《南方文学》2015年第4期）
“先锋”曾经让我迷惘（创作谈）__陈集益
《小说月报》2015年第11期，2015年11月1日出刊，总第4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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