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 || 资本、场域与文学神圣化——残雪小说在美国的译介研究

蒋梦莹

(新西兰 惠灵顿 维多利亚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

摘要

关键词

自1989 年至今，残雪共有7 部英译单行本陆续在美国出版，多篇英译短篇小说入选海外文学合集和文学期刊。她的7 部单行本小说包括《天堂里的对话》( Dialogues in Paradise)( 1989) 、《苍老的浮云》( Old Floating Cloud: Two Novellas) (1991) 、《绣花鞋》( The Embroidered Shoes) ( 1997) 、《天空里的蓝光》( Blue Light in the Sky and Other Stories) ( 2006) 、《五香街》( Five Spice Street) ( 2009) 、《垂直运动》( Vertical Motion) ( 2011) 和《最后的情人》( The Last Lover)( 2014) 。凭借小说英译本的出版和流通，残雪在美国文学场域内积累了一定的文学资本，获得了不少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汉学家的赞誉，并入围有“美国诺贝尔奖”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在2015 年5 月27 日揭晓的“美国2015 年度最佳翻译图书奖”中，由安纳莉丝翻译的残雪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情人》获奖，残雪也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小说家。

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先决条件是能否获得被翻译的机会，翻译不仅是世界文学流通和阅读的主要方式，也是使用被主导语言创作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场域中获得国际认可的重要媒介。然而，作品从被主导文化译入主导文化并非是横向、平和的交流，该译介行为长久受制于各种权力和规范的制约。残雪小说在美国文学场域里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经历了重重考验，离不开场域中各主体的协调和努力。本文援引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场域模型，运用“文学神圣化”概念探讨残雪作为一名被主导文学场域中的边缘作家如何通过翻译得以在主导文学场域中获得一定的文学席位。鉴于卡萨诺瓦的“文学神圣化”概念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过于笼统地强调权力与地位，缺乏具体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本文尝试以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和勒菲弗尔的“诗学”和“意识形态”等翻译理论分析工具为补充，揭示世界文学场域中译介主体与主导文学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能更为详尽地揭示残雪小说在美国的“神圣化”之旅。

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场域模型借鉴了布迪厄的“场域”与“资本”概念，强调了全球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关系以及权力间的角逐，以文学场域各自积累的语言和文学资本为基础，将不同的文学场域界定为“主导”和“被主导”。前者指发展相对成熟、主导世界文学的欧美文学场域，后者指发展不充分、被欧美文学所主导的文学场域，比如: 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场域。布迪厄( Bourdieu) 将“场域”定义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空间，依据自身特有的规律积累特定形式的资本并根据特定形式的力量关系运作”( 1993: 164) 。卡萨诺瓦将这一思考从国内现象分析提升到了国际层面。与布迪厄对文学场域定义相似，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场域也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空间，拥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和特有的力量关系，自身的主导方与被主导方等等”( Casanova，2009: 163) 。场域中的资本象征权力形式和名气积累，可以巩固、加强场域的地位。不同于布迪厄所定义的四种基本资本形式( 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文学场域的资本主要表现形式为语言资本与文学资本。“在世界文学场域中，主导语言代表丰厚

的语言和文学资本，部分原因是大量以这些语言所创作的文学文本被视为世界性文学文本”( 同上: 289) 。此外，“文学资本还取决于名气，取决于附加在一种语言之上的文学信仰以及语言所代表的文学价值; 这些因素又取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与传统，该语言的诗学名气、文学形式的精致程度及相关联的文学效果”( 同上: 289) 。

在等级化的世界文学场域中，翻译不再是文本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权力制约下世界文学流通和传播的主要媒介。如果将主导语言文本译为被主导语言文本，翻译即为“资本积累的媒介”( 同上: 290) ; 如果将被主导语言文本译为主导语言文本，翻译则为“神圣化的媒介”( 同上:294) 。前者意指被主导文学场域里的作家从主导文学场域输入文化资本，希望借此摆脱自身文学场域的准则并在世界文学场域中寻求自主权。后者则指被主导文学场域里的作家希望在国际上获得合法的文学地位，向世界读者介绍自己的文学，努力让自己的作品得以译介乃至被神圣化。“‘神圣化’指的是新成员在进入或穿越某个场域时身份发生重要转变的时刻”( Bourdieu， 1981: 265) 。事物一经神圣化，它们的地位和运行轨迹将发生明显的过渡转变。“文学神圣化的形式表现为得到权威评论家的认可，代表作品跨越了文学国界，作品的文学性和合法性得到了承认”( Casanova， 2004: 126) 。

虽然汉语与阿拉伯语、印度语的传播范围甚广，但在文学领域内仍处于被主导的地位，因为“尽管这些语言拥有伟大的文学传统并且使用者众多，在世界文学市场上的认可度仍然低”(Casanova， 2009: 290) 。由于意识形态的掣肘，，加剧了中国文学场域的被主导地位。无论是主题还是内容，，。当时的中国作家基本与欧美国家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隔绝，丧失了艺术发展的机会。对比中国文学场域内较薄弱的语言、文学资本，英语在文化、、经济方面都属于世界上的主导语言。美国文学场域则是世界文学中心之一，“属于率先跻身于文学竞争的场域行列，其民族文学经典被视为世界文学经典”( Casanova， 2004: 82) 。鉴于中国文学场域与美国文学场域之间语言、文学资本差距之大，残雪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之旅必然会受到译入语文学场域各种权力因素的操控。

“神圣化”概念将权力的操控与文学异域之旅的成功与否简化成作者、译者、神圣化赞助人在各自文学场域中的地位高低问题，认为主导文学场域中的权威人士可以凭借自身地位神圣化被主导文学场域中的作家、作品，继而忽视了翻译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事实上，由于两大文学场域之间的等级差异，文学翻译作品在打入主导文学场域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可以参照安德鲁·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和安德烈·勒弗菲尔的“诗学”和“意识形态”。

相较于图里描述性质的“翻译规范”，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具有一定的规约性，积极服务于特定目的。切斯特曼认为，“翻译规范的存在是为了调节特定情境中交流发生的过程; 若没有翻译规范，交流便不会发生（chesterman， 1997: 63） 。他区分了两类翻译规范: 期待规范和职业规范，后者进而又分为责任规范、交流规范和关系规范。鉴于中美文学场域间的不平等关系，译者应当遵循一定的翻译规范以确保文学资本的顺利流通，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翻译规范可以确保译本的基本形态，赋予译本在主导文学场域中积累资本的可能性。

除译者外，在“神圣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有“神圣化赞助人”( consecrators) ，分为个体赞助人( charismatic consecrators) 和机构赞助人(institutional consecrators) 。前者指“能以个人身份发挥神圣化权威的译者、知识分子和作家，后者指隶属于学术或学者团体的个人”(Casanova， 2009: 300) “神圣化赞助人”类似于勒菲弗尔的“赞助人(patronage) ”，但前者更强调各种资本所象征的权威、声望和关系。神圣化赞助人挑选作品进行翻译，推广翻译作品的传播，负责文学翻译作品在广大非专业读者中的传播与接受。然而，这些赞助人受制于主导文学场域中的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倾向于挑选、推广符合译入语主流诗学的作品并根据主流意识形态解读、推广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被主导文学场域中的文学习惯。

以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场域模型为框架，以“神圣化”过程中的各大制约因素为解释工具，笔者尝试将本文的理论框架用下图表示。左边为主导文学场域，右边为被主导文学场域，被主导文学场域中的作家需要从主导文学场域中输入文学资本，然后以翻译为媒介，通过译者和神圣化赞助人在翻译规范、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中寻求调节，最终进入主导文学场域。

“如果被主导文学场域中的作家希望加入世界文学的竞争，他们必须‘归化’那些在文学空间内被视为是世界资本的文学文本以引入资本，吸收世界文学的遗产和名气”( Casanova，2009: 291) 。作为先锋派作家的残雪独辟蹊径，渴求在语言和艺术形式上不断创新以打破僵化的文学创作手法。在她所受益的文学作品中，中国文学只占10%，而外国文学则占了90%，其中多数为西方经典文学和俄罗斯文学( 残雪， 2007) 。她以自己懂英语的优势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著作并从中吸取文学艺术的养分。在一套书的前言中，残雪道，“我的思想感情像从西方传统中长出的植物，我将它掘出来栽到中国的土壤里，这株移栽的植物就是我的作品”( 2007: 20) 。除了文学创作，残雪还出版了有关卡夫卡、博尔赫斯、、但丁、歌德的文学评论，在发表评论的同时表达自己文学创作的理念和经验。从阅读英语著作到撰写中文评论，残雪自身也是在从事另一种形式的翻译工作，从主导文学场域中输入文学资本。

残雪的文学创作主要受到但丁、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影响。但丁的《神曲》是残雪探索纯文学创作的关键一环。她认为“当一个人主动为自己定罪，然后主动下地狱，成了终身犯人之际，他的艺术生涯就开始了”( 同上: 3) 。人类在获得精神升华之前必须经历各种磨难，正如《神曲》中的人类必须在地狱受尽各种折磨才能步入天堂。类似于《神曲》的叙述结构，残雪将人类的救赎过程描绘成类似于从地狱到炼狱再到天堂的旅程，用各种隐喻和寓言来引导人类直面肉体与灵魂的抗争，启发他们在各种污秽中获得精神升华，找寻生命真正的意义。残雪小说中各类行为怪异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冷漠关系主要借鉴自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技巧。这些人物没有具体的形象，他们就像一群冰冷的符号，深不可测、超越现实。这种象征力量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性，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如卡夫卡一样，残雪善用怪诞、超现实的人物意象来构造故事，企图解放人类的常规思维。她借助一种魔鬼式的幽默，通过人物的怪诞和人物之间的冷漠来揭示、讽刺现实社会的残酷。残雪作品中迷宫般的叙述模式和丰富的想象力则来源于博尔赫斯。小说中通常是一些充满想象力的意象碎片，缺乏一以贯之的叙事线索。她像博尔赫斯一样强调艺术形式的重要性，希望以独特的方式来构筑故事。她经常在叙述人和作者之间来回调度，编织可供读者反复咀嚼的复杂文本。残雪发挥大胆的想象力，将现实世界转化为一个充满各种扭曲意象的噩梦世界。这般错综复杂、噩梦般的文学世界为她获得了不少西方读者的青睐。

在残雪的文学概念里，文学最大的价值在于世界性，她作家凭借“中国情调”去国外推销自己的作品，并坚持从西方文学、哲学中吸取创作的养分，致力于自身的新实验小说创作。残雪小说所展现的丰沛想象力超越了国界，正如杜迈克( Michael S． Duke) 所言，“正是个人想象力的发挥才有可能表达超越语言和文化的世界性人类真理。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文学只有通过探索个人想象力以达到卓越的艺术高度才有资格与世界文化对话。”( 1990: 218) 残雪一直都在努力尝试与世界文化积极对话，她属于卡萨诺瓦所说的“试图获得自主( 或更自主) 地位的作家，他们了解世界文学场域的规则并用它来抵抗自身文学场域中的主导规范”( 2009: 294) 。

卡萨诺瓦的模式主要强调了译者的权威和地位，认为“当译者本身已经高度神圣化了，他们能更有效地促进原作者的神圣化进程，让其在整个文学场域中享有更广的知名度”( 同上:300) 。译者所掌握的文学资本的确有利于译本在文学场域里的传播，但这并不是译者在神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唯一要素。作品或作者的神圣化离不开译者在一定翻译规范指导下所提供的符合译入语规范的译本。

残雪的七部单行译本中六部都是由中美译者合译而成，詹森( Ｒoland Janssen) 和纽约州立大学萨福克郡社区学院的教师张健合作翻译，后期的三部由美国南俄勒冈大学退休教授葛凯伦( Karen Gernant) 和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泽平合作翻译。中国译者深谙汉语和中国文化，美国译者了解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并能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创作，他们的合作可谓是中国文学译介中较为理想的主体范式。两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切斯特曼所提出的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充分践行了译者的义务和职责，确保了译介内容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之间的平衡。

根据切斯特曼的定义，期待规范由目标语读者所确立。在主导性的美国文学场域中，多数读者习惯于轻视翻译文学作品，认为“衡量文学作品翻译的唯一标准就是可读性，或者是译本在多大程度上读来像是在用英语写作”( Balcom，2006: 119) 。鉴于中国文学本身缺乏对西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如果译本可读性不高，就更难激发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的兴趣。除了高度的可读性，西方读者也期待从翻译文学中获得独特的文学审美乐趣。读者的期待要求译者一方面对原文进行调整，保证译文的流畅性; 另一方面，运用合理的翻译策略充分传达或再创造原作的文学性。译者张健曾指出，“她与合作译者意识到原作者受过的教育有限，所以经常在翻译中无意识地改变了原文的语调和风格，让译文语言更加理性，行文更加正式，修辞更加流畅; 总之就是更加符合美国读者的阅读趣味”( 1997: 245) 。比如，在翻译《天堂里的对话》时，他们对原文的篇章结构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对局部内容进行了改写和修正。《天堂里的对话》原文共有八段，由于残雪的实验性写作源于潜意识，整篇故事的结构不够紧凑，有些段落篇幅稍长并且由好几层不相干的意思组成，晦涩难懂。译者有意识地对原文结构进行调整，将故事拆为十八个精短有致的段落。段落简短之后的行文更加明朗，条理更加清晰，原文的阅读难度有所降低。在篇章语言方面，他们修正、甚至是改写了若干行文逻辑不清之处。虽然残雪小说有其自身奇特的风格，但过于怪诞的句子出现在文章中会给读者带来巨大的阅读困难。译者在把关过程中，体现出十分清晰的读者意识，据此对原文进行了改写以提高可读性。除了对原文稍加调整之外，译者在翻译时并没有刻意对故事进行诠释，只负责传达故事的表层逻辑，以免破坏原作独特的叙事风格。这些翻译理念确保了译作高度的可读性和独特的文学性，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阐释空间。

除了对期待规范的重视，两位译者也体现了专业的译者素养，遵循了切斯特曼的专业规范，即: 责任规范、交流规范和关系规范。期待规范是产品规范，而专业规范是过程规范，后者经常隶属于前者，遵循专业规范的目的是产出符合期待规范的译本。责任规范是一种伦理规范，要求译者忠实于译介过程中的各方，尤其是原作者和潜在读者。译者不仅在翻译中充分考虑了读者的需求，而且也体现了对原作的尊重。“在开始翻译之前，我和合作译者会尽可能地多对作者进行研究，包括她的背景、教育、哲学观和宇宙观。幸运地是，我们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都能与作者私下联系并从她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 同上: 243) 。译者有意识地对作者进行研究并与作者密切联系体现了他们对作者所履行的道德和义务。交流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要求译者在特定情境下优化各方的交流。笔者在此将其理解为译介过程中译者与作者、编辑之间的沟通，以此确保整个译介过程的完整性和流畅性。从译本的副文本中可以了解到作者会提供原稿供译者翻译，同时也阅读译本以确保其忠实于原作。一些编辑和译者会帮忙校订译本，比如: 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前总编辑乔纳森·布伦特( Jonathan Brent) 会帮忙润色译本，提出自己的编辑意见，确定译本的最终形态。国外杂志的编辑也一直在关注译者的翻译并支持译本的发行。译者与作者、编辑频繁的交流确保了译本的质量和译本的成功发行。关系规范则是一种语言层次上的规范，要求译者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建立并保持一种适度相似的关系。因为残雪小说里很少存在难以处理的“异质”，译者除了稍作调整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之外，大体还是主张忠实于原文。翻译残雪小说最大的两个挑战就是简洁诗意化的语言和模糊不清的时态。为了传达原文的语言风格，译者并没有根据英语语言习惯通过增加连接词将原文译为长句，而是将通篇译为多个合适的短句。由于中文没有明显的时态，译者不得不在现在时和过去时之间来回转换以确保正确传达原文所想表达的含义。译者在专业规范指导下所采取的一系列决策正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期待规范，确保译作不至于遭到强势文化的排斥甚至是拒绝。

“当译者本身缺乏特定的资本，换而言之，译者的神圣化权力较弱时，资本的积累便移交至其他拥有较多资本的中介人手中( 序言写作者，分析家，著名评论家) ”( Casanova，2009:301) 。鉴于残雪的译者不是著名的作家或学者，他们只是完成了资本积累的第一步。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确保译本的质量，然后将译本转交给文学场域中的其他神圣化赞助人，例如: 出版商、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以及一些主流文学报刊杂志等。

虽然不少主流文学报刊杂志和文学评论家、作家都对残雪小说赞誉有加，但不难发现这些评论大多体现了主导文学场域中的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残雪小说之所以能进入神圣化赞助人的视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说中的诗学元素契合了西方读者对文学价值的认定。在国外书评中，残雪屡次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和中国的布鲁诺·舒尔茨。小说中的各种元素让读者联想到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风格的西方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比如，爱伦坡、伍尔夫、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莉迪亚·戴维、、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 TheNew York Times) ( 1989) 称，“小说令人想起的是，艾略特的寓言、卡夫卡的妄想、马蒂斯噩梦般的绘画”; 《书单》( Booklist) ( 1989) 则认为残雪的小说让西方读者联想到“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黑暗预言，卡夫卡作品中的偏执和神秘，伍尔夫的意识流”; 哈佛校报( Harvard Crimson)( 2011) 称，“残雪在语言描述上的创新堪比美国作家雷·布莱伯利和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曲折复杂让人想起德勒兹与迦塔里就根源体系提出的文学概念化……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独树一帜，她的风格让人想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 《巴尔的摩太阳报》( The BaltimoreSun Times) ( 2011) 称，“她神秘离奇的幻想，颇具独创性，让读者脑海中同时出现了博尔赫斯和麦克唐纳”; 《文学评论》( The Literary Ｒeview) ( 2011) 则认为，“即使是读英译本，读者也能惊喜地发现故事从对事物天真无邪的好奇完美过渡到人类的初始欲望，这种过渡让欧洲和美国读者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弗兰纳里·奥康纳。”

在推介被主导文学场域的作品时，神圣化赞助人所遵循的另一重要准则便是自身文学场域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美国知名杂志《村之声》( The Village Voice) ( 2009) 上刊载的一篇题为“残雪，现代中国的布鲁诺·舒尔茨?”的文章指出，“正如中国寓言故事‘矛和盾’，，西方评论家越是认同作品是对中国社会的讽刺。， 1991) 称，“小说隐喻的是当代中国大陆，作者在批判自己的国家”; 《亚洲民俗研究》( Asian Folklore Studies) ( 1990) 更是指出“《天堂里的对话》中的“天堂”应该是在暗指中国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愿景。很明显，这篇故事使用了鲁迅、茅盾这些中国五四知识分子常用的传统讽刺口吻”; 受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 Hussein， 2010) 。不少评论则认为小说中畸形的意象、。神圣化赞助人在挑选翻译作品、赋予译本价值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受制于自身文学场域中的主导诗学和意识形态，所输入的文化资本倾向于再次肯定自身的价值观念。

残雪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充沛的想象力在西方赢得了不少关注，作品在美国一直保持译介。本文运用卡萨诺瓦世界文学模式中“资本”、“场域”和“文学神圣化”概念梳理了残雪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之旅，借助“翻译规范”、“诗学”和“意识形态”等翻译理论工具探讨了神圣化过程中各译介主体在主导文学场域制约下所遵循的准则。通过分析这一实例可以发现，宏观的世界文学传播模式虽然强调了翻译作为文学全球流通和接受的媒介作用，却无法涵盖影响文学资本流通的各种因素，需要借助其它理论工具更为细致地对译介主体与场域之间的关系进行微观调查，揭示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另一文化语境中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研究，我们需要综合多种范式，在借助世界文学全球新范式的同时结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工具，尽可能地挖掘“原始资料”进行分析，注意结合宏观的社会文化讨论和微观的文本细读，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数据讨论翻译本身的问题以及围绕翻译活动展开的一系列问题。探讨翻译在中国文学输出中的角色，挖掘围绕译介过程和译本接受的种种问题，在借鉴已有理论的同时从宏观的文化层面对“主导”和“被主导”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考察，以跨学科的视角为中译外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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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伟荣

/实习编辑：马赛（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