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放
作者按：
这是一篇描写古代的小说，但并不是所谓的“穿越小说”或“武侠小说”。我还没有正式开始写，不知道小说里会不会冒出一个现代人或者是几把刀剑。不是在古代时出现今人就是穿越小说，出现刀剑就是武侠小说，这是不合逻辑的阐释。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古代，内容可能千奇百怪、扭曲盘桓，也可能平淡无奇、寡然乏味。我还没有正式开始写，不知道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古代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不限于哪个特定的时期或朝代。一千年后的人类反观我们（如果彼时人类还未灭绝的话），会认为我们就是古代，与我们之前的古代并无不同。这个小说的故事发生于一千年前，既是今天的一千年前，也是过去的一千年前，更可能是未来的一千年前。无论你在过去、如今、未来看到它，它都隶属古代，隶属历史。我不打算在小说的末尾署上时间，亦出于此。
一
一千年前的北京城是四堵石头筑成的墙。石头是乌青色的，墙是猩红色的。那猩红色源于一种混合的颜料，由城内街道上的饿殍之血、城外战场上阵亡的士兵之血，以及各种各样的鸡鸭鹅狗牛羊猪等等动物的血，按照一定的比例搅在一起，勾兑而成。从郊野入城来的农民工提着一只只木桶，里面就装着这勾兑出的颜料，用捆扎死人的毛发做成的刷子一遍一遍地刷着那些石头，才有了那般的红色。墙底牢牢扎进泥土中，龟裂干枯的涂层已经剥落，露出其中乌青的本质。从泥土中钻出的一粒粒苔菌，沿着石头的纹路一道上攀，越接近底部越是深黑，散发着一股股烂鱼的腥臭气味。
在一千年前的北京，我的故事有了一个鲜血涂成的外壳、一个乌青的硬石的内核，还有一股股臭鱼腐虾的气味织成的背景。我故事的主人公不喜欢以上这些东西，最不喜欢的便是那股气味，所以他在北京活得很不舒服。他可以闭上眼睛，不去看血红色的外壳和乌青的石头内核，但是他无法让自己不闻见那股腥气，否则他也就无法呼吸。所以他就活得更不舒服，总是想离开这里。
那个时候，北京可能并不叫北京，也可能并不是北京。基于这一点，我的主人公想要离开的，也许就是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后文可以证明，他想要离开的，所包括的范围要远远小于那四堵墙。在他的概念里，他计划尽量躲避，再不相见的，无论是人类还是空间，都与那股腥臭纠缠不开。北京到处都是那种气味，有了那种气味的就都是北京。他觉得没准儿自己也带上了那种气味，故而也要离开自己。
这个人写诗，我姑且称他作诗人。写诗的不都是诗人，这么称呼他，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一千年前的诗与如今的诗歌不同，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当时是一个现代派诗人，并且是风格独特，与众不同的那一种。那时的北京城西是一片水域，诗人就住在那大水的边上，一座房子之内。和他一起住在那房子里的，有一个比他年长的老诗人，和一个名叫鱼的姑娘。鱼也写诗，于是有三个诗人住在了一起。
诗人们居住的那座房子是石头搭成的七层楼，立在水边。一千年前的再之前几百年，当四堵墙还没有建好的时候，北京的轮廓也颇不一样，总有一些水兵乘着大小船只从水上来犯，那七层楼便兼有了望塔和炮楼的作用。后来人们用与这炮楼的原料产于一地的石头筑了墙，还研究出了如何在水上也筑墙的方法（这个方法后来不知怎么失传了），把那片水分开。乘船而来的敌兵没有用来攻破这石墙的武器，从此便再不敢造次。北京的形状也就这么固定了下来。那石头的楼丧失了功用，却也没被拆除，得到了保留，立在水边。
讨论到这座楼为什么不拆，之一的原因是它修得太漂亮，没有人舍得。虽然它是个炮楼，配备着火力，却被设计得异常华美，不亚于某皇家宫殿的水平。顺便一提，我不知道一千年前的北京是否出现了皇帝，进而又是否出现了皇宫，故而这座七层楼可比拟的宫殿，可以是世上的任何一座。每一层的屋檐有四个飞起的石雕兽角，按图纸精确叠加排列，在空中便可看到在一个圆上均匀分布的二十八个点，而每一个点下的石壁上，又暗开了一个炮孔。水兵们的战船被炮弹击沉，就好像被哪个美艳无双的女大夫一刀开了膛，毁灭得心甘情愿。之二的原因，建这楼时动用了太多人力物力，死了不少人，拆了它，那些死去的建筑工恐怕不会同意。再者，拆楼时又要动用人力物力，死不少人，总不能搭上那么多条人命，换一片空地闲着。
当时对付水上来的船，驻扎在这座楼的，有一大群士兵。后来这楼不再有用，这群士兵撤出，换了三个诗人住在这里。这么说有点儿滑稽，却是这个故事的一件事实。如果没有这个事实，我的故事也无从讲起。这座楼的材质与那四堵墙相同，但没有被涂上那猩红的勾兑颜料。它只有乌青的内核，并不像北京还有红色的外表。它先于北京诞生，起先发生在这里的，也比其后发生在北京的事情诚实。
二
在这个故事里，有三个诗人一起住在一座石筑的七层楼里面。其中，老诗人可能是诗人和鱼抑或之一的父亲，也可能不是；诗人和鱼可能是兄妹或姐弟，也可能不是。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之前和之后，没有什么是重要的。老诗人、诗人以及鱼的关系，也不能被任何人说清。以诗人的角度，似乎自他拥有了记忆开始，他的生命里就有了一个比他年长的诗人和一个叫做鱼的姑娘，他们一起住在一座原先是了望塔兼炮楼的石头房子里。
我称呼那个人物为“老诗人”，一来是他的确很老，二来是他也写诗。诗人是他的某一个身份。他的另一个身份，有可能是守在这座七层炮楼里的最后一个士兵。这也就解释了他何以能够和另外两个诗人住在这里。然而我仍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士兵都撤走了，只留下了他。作为士兵，他的年纪很是偏大，因此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距那些士兵撤出炮楼已有很久。。至于诗人和鱼为什么也住在炮楼里，又是无法解释的事。这个故事里，总有一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
，可以被几条事实佐证：他熟悉这座炮楼的炮弹放在哪里，诗人和鱼都不知道。士兵们撤出时，曾认为天下太平，永无战事，就只带走了人，把武器留在了这里。大炮锁在了兽角下的炮孔里，不可移动；炮弹可以携带，却也被遗落在此。七层楼修得华丽，内饰也纷繁复杂，有如用楼梯分割成的迷宫。楼梯们也是石头的，为了让士兵们行动快捷，每一段都修得又短又矮，一步可跨三四级台阶。炮弹统一安放在一截楼梯下的储藏室里，有一只只樟木箱子可供容纳。时间很长了，炮弹表面生了锈，但理论上讲还可以使用。每天的清晨和黄昏（一天中两个太阳的颜色完全相同的时刻），老诗人都会进入那间储藏室，打开木箱，拿出一颗炮弹，先嗅一嗅气味再舔一舔味道，然后把它放回木箱，走出储藏室，到他想去的地方去。
每一天的正午，老诗人又都会到七层楼最顶的阳台上，透过一个特殊的仪器，对着某一个方向望过去。他检查炮弹，似乎可以说明他以前是个炮兵；现在的这桩事，似乎又可以说明他曾经还当过了望兵。诗人和鱼是不明白老诗人的这些行为的，诗人表现得更明显。他觉得此时已不会再有水上的敌军进犯，何故要做出如此严阵以待貌。，这里也只有他一个士兵。即使真有水军来攻，一切也无济于事：老诗人禁止另两位诗人检查炮弹，或是登到顶楼使用仪器了望。
诗人几乎不理解老诗人的一切所作所为，检查炮弹和登顶了望是其中的两件。他只是单纯地认为，。他和鱼聊起过这些话题，鱼很少发表意见。在一天夜里，诗人在他乌青的石头卧室兼书房中点燃七支白色的蜡烛，穿着红色衣裙的鱼翩然而来。诗人看着从门洞中穿过的，觉得那石头上冒出了火焰。
鱼跪坐在诗人长长木桌旁的一个蒲团上，蜷着双腿，光着两只脚。烛火的影子映在的脸和裙子上，微微地冒着烟气。怂恿跪坐在面前的诗人说，完全可以趁着老诗人瞌睡或者不注意，也到顶楼上用那仪器望一望远方。这三个人在这座房子里实在没什么事做，每天都有大量的时间用来瞌睡。老诗人住在七层楼的第四层，诗人和鱼住在第五层，更接近顶楼。之前我说起过，为了使士兵们行动快捷，炮楼里有修得短矮的楼梯；而在每相邻的两层楼之间，还有方便士兵们下降的滑道，从外面看去，好似十二只大象平分为两组叠了罗汉。这也就是说，若是被老诗人发现偷用了仪器，还可以利用滑道快速地逃走。
诗人听完了鱼的怂恿，决意在第二天实施这个计划。依照他长久以来积攒下的经验，凡是老诗人反对、禁止的事，都值得去试一试。他问鱼要不要一起到顶楼去用那件仪器，被鱼拒绝了。诗人由此觉得鱼这个人很有点儿鸡贼。在这件事上，鱼到底没有坑骗他，但不能就这么认为不鸡贼。
三
鱼这个姑娘不太安分，是老诗人和诗人都知道的事。一个女人以不确切的身份和两个男人住在一座石头的炮楼里，本身似乎就容易埋藏下不安分的因素。喜欢穿着那身红色的长衣裙，光着双脚奔跑在楼梯、过道、阳台、老诗人的卧室兼书房、诗人的书房兼卧室的石头上，裙摆燎过的脚踝和石板，仿佛这姑娘正在表演双脚穿火的杂技。很少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也很少睡在自己的床铺上。
鱼作为一个女诗人的不太安分，除去老诗人和诗人之外，在这座石头炮楼外面的地方，那个有着红色外壳、乌青色内胆和臭鱼气味的一千年前的北京城里，也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事。炮楼中的三个诗人在写诗方面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觉得古体诗已然脱离了时代，不值得再写，只写现代诗。而鱼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非常擅于撰写黄色诗歌。一千年前的北京似乎还没人清楚这种颜色的象征意义，那我们就换一个名称：淫诗。如果时代使得下面的二者具有可比性的话，鱼写出的淫诗，。这必然要使一部分人感到恼火。
这群被鱼的淫诗弄得恼火的人，聚集在一千年前的北京城中心再偏西南一点儿的一块地方。那地方有一幢又平又扁的大楼，这些人在这楼里工作。楼是用无数磨得见棱见角、方方正正、大小完全相等的石砖砌成的，再涂上城墙上那种红色的混合颜料，仿佛一只硕大的番茄被一只比它更加硕大的脚踩成了正六边形，紧贴在地面上。这便是一千年前的所谓“作家协会”，又兼任了文化审查部门的职责。什么新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一系列文学作品出现，都会有专人把它们搜集起来，交由领导一阅。这些人有的还在写作，有的人以前写现在则不写，还有一少部分人从来不写作，由更上一级的部门委派下来主持日常。
鱼的那些淫诗，被混在一大堆写得有好有差的诗歌之间，呈到领导面前。领导读了，把唇上的胡须都吹进了鼻孔里：这等不雅之作，怎能拿去见人！于是刷出禁令，布告天下，不准鱼的任何一首诗歌出版发行。这样就决定了鱼不能靠的文字挣饭吃，因为必须得到出版许可，作家才能从卖书所得到的一大堆钱币中抽取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领导的指示，可能是不想让鱼挣到饭吃，也可能是想阻止鱼的淫诗在市面上流传。他把手里的那一稿藏在了自己的高筒帽子里，个人用作批判学习材料。
实际的情况是，领导的这两个可能的用意，一个都没能成为现实。一千年前的北京，识字的人是少的；识字者之中，买得起书的人又是少的。于是就出现了手抄本这么个东西。这个东西的产生和运行流程是这样的：鱼的淫诗由鱼自己散到城市中的一些识字者手里，经他们的手抄出几份，依次向下，越传越多越广，有如后世的某种销售手段。不识字的人们，可以私底下听到拥有淫诗的识字者的朗诵，再复述给其他的文盲。为方便传播，有略通音律的好事者还把那些淫诗谱上曲子，编成小调，供民间传唱（有一些证据表明，《》的原词就出自鱼的手笔）。于是一时间，无论才子还是流氓或是才子加流氓，都是一派团结一致、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我叙述的这个故事里，鱼的身份应该还是一个。这也是容易理解的事：不给安排女人，哪个士兵愿意死心塌地跑到一幢石头的楼里替你守卫？按一千年前的律法，的工资该由朝廷中的军机部门直接开出，而每一次在军队里接活儿，鱼又都能拿到价值不菲的小费，因此可以不指望写诗换来什么收入。士兵们从石头的七层楼撤走之后，鱼就没有了小费，工资却还是照拿不误，这似乎与老诗人还驻在这里有关。似乎很享受这份工作带来的乐趣，在离开炮楼到北京城中去的时候，还经常拉私活儿。鱼会告诉那些嫖客：我便是那些淫诗以及《》的作者。嫖客这时会回答：哦，就是您啊，久仰久仰。也经常有不相信的人，但这件事并不重要，故不深究。然后他们会根据诗中所写的各样把戏大干一番，代价是十吊铜钱。事成，嫖客还会得到鱼赠送的诗歌手稿，落款是海棠红的唇印。
四
诗人决定行动的时候，是第二天的上午。这时，老诗人已经完成了清晨对炮弹的检查工作，又回到了卧房里睡起了回笼觉。鱼最终没有和他一同到顶楼上去。诗人想，这件事情似乎可以证明鱼很是鸡贼：无论怎样，在明知被禁止的情况下偷偷地使用那件仪器，是具有危险性的。但如果就此认定是个完全鸡贼的人，似乎又显得证据不足；然而他也拿不出更多证明鱼不鸡贼的证据来。诗人就思考着这些问题，一步步踏上石头的台阶，登上了七层炮楼的最顶一层。
这个故事发生的不太具体的时间，可能是一千年前的夏末秋初。这种季节的意思是说，气温虽然逐渐转冷，可还是拥有一点儿火热的迹象。诗人上楼时光着双脚，几个小时（当时或许没有这个概念）的阳光在顶楼石头地板上的积累，烤得他的脚底刺刺地疼痛。他想，鱼极有可能是不想让自己的脚底也如此疼痛，因而不和他一起到顶楼上去。可明明每一天都光着双脚，在这幢楼的每一个地方如火团般流动。到达顶楼时，诗人仍然未能想明白这些问题。
顶楼的阳台探出一块，有栏杆围着，视野很开阔。诗人光着脚站在石板上，脚底刺刺地作痛。他能看到青蓝色的天空上隐着云朵，太阳的赤色射线从云朵后喷出来。他还能看到立在大水上的猩红的石墙，墙底在水里浸泡着，窜出更加浓烈的臭鱼烂虾味儿。在墙内和墙外的两片碧绿的水上，各有船只在水面游曳着。那些船都不是军船：之前已说过，水军是攻不进这堵石墙来的。
而那仪器，此刻正架在两根栏杆形成的夹角处。有三根木棍，用绳子系成一个三脚的架子，把仪器托在上面。那是一只用石英打磨成的中空圆管，通体红色，大概有三四寸长。具体的样子，仿佛烤架上的一只正在被烹调的虾。这只虾被天火烤得很焦，却没有冒出烟气。
诗人凑到了这只石英圆管的近前，仔细观察着它。圆管的两端，都有一层薄薄的白纸包裹着。诗人想，是不是应该先要把这白纸揭开或者捅破，他把指尖吮进嘴里，再吐出来，指甲戳了戳近一端的那层纸，却怎么也弄不破。有一种可能性是，石英管的两端裹着的并不是纸，而是一种白色的、特殊的、任凭人们用何种方式都无法弄破的东西。诗人于是想，如果这两层纸或是别的东西弄不破，他就得隔着它们，透过这只管子用视线穿透不知道有多厚重的空气。这应该是不能做到的事。诗人由此又想起刚刚关于鱼是否鸡贼的问题。然而老诗人每天正午到这里来用这个仪器了望，又是确凿的事实。
在我的故事的一种可能里，诗人尝试着靠近石英管，隔着那两层纸或是别的东西，远望着管子另一端的地方。起先他觉得眼前雾蒙蒙的，紧接着就清晰起来。他看到有一片色彩缤纷的花丛，在花团锦簇之中，一个穿着白衣的姑娘正端端地坐在那里。的上半身笔直，双腿并拢，斜放在身前。这个姑娘面容动人，唇红齿白，明眸善睐，乌发如丝。双腿细长，胸部饱满。诗人便从这一刻起爱上了这位白衣姑娘，以至于之后立下志愿，要离开这座七层的石头炮楼到那万花丛中去。在这一种可能里，我的这篇小说得以继续叙述下去，失去了这个可能，一切都不会发生。
另一种可能则是：诗人接近了那只石英管远望过去，却什么都没有看到。他既没有看到花丛，也没有看到一个白衣姑娘端坐在那里。在这种可能下，故事就此就结束了。如果我们将两个条件的其中一个放宽，即诗人只看到了花丛或只看到了一个不是白衣姑娘的女人，而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老太婆，双腿大开地坐着，满脸皱纹，牙齿掉光，二目无神，白发苍苍。体乏无力，下垂。按照如此来写，故事倒是可以接着被我讲述，但或许会丧失掉一大部分的趣味。推及到诗人自己，若是叫他不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的白衣女子，而以一个丑陋的黑衣老太婆替换，恐怕他是不会愿意的。
面临多种可能的情况下，我选择乐趣多一点的来继续书写。也说不清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于是，这个故事接下去的发展，如前所述，便是诗人爱上了那位白衣姑娘，再引发了许多变化。但是我仍然弄不清鱼为什么怂恿诗人到顶楼去用那只红色的石英管远望，也弄不清鱼是不是个鸡贼的人。无论我采用哪种可能，若没有这两桩我弄不清的事，这个故事就什么都得不到延续。
五
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是诗人还是我，都对那只石英管的了望范围不甚了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都不知道那片花丛和花丛里的白衣姑娘究竟在什么地方。前文写道，诗人所在的石头炮楼位于一千年前的北京城西，于是最大的可能便是诗人远望的方向为东。假使那只石英管是一把长长的红色狙击枪，诗人的眼睛扣动了它的，作为子弹的他的视线便可以穿透一堵散着臭气的石墙，甚至是跨越了一个或几个时区，抵达北京以东的一片花丛；如果那只石英管只是一把手枪，那么他就只能击打到北京的城东一角了。
按照第一种可能，即石英管是一把狙击枪，那诗人要离开的地方就是整座北京城；若成立的是第二种可能，诗人依然只是在北京内部晃悠，他离开的，也仅仅是他和另两位诗人居住的石头炮楼。诗人对北京的概念是不确切、含混不清的，因为无论在一千年前、现在或是一千年后，都没有什么人能准确地说出北京的大小。一千年前的北京，可能只是西侧大水边一堆垒了七层的石头；一千年后的北京，也可能只是东侧一片早已枯萎凋谢的花丛。
诗人由于爱上了那个白衣姑娘，必然要离开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这两个地方可能都是北京，可能一个是而另一个不是，也可能都不是。除了这个原因，诗人打算离开这里，还因为他生活得并不快乐。他的不快乐发生在他的爱情之前，所以是更根本的原因。诗人的离开一直被他自己暗暗地思忖着，爱上白衣姑娘之后，这种思忖变成了坚定的计划。
虽然现在想要离开，但这并不能代表诗人曾经没有离开过。他常走出石头炮楼底层的大门，到北京城的中心去，总是鱼和他一起。老诗人从来不出离炮楼，但给另两位诗人立下了相同的规矩：月亮升起前必须回来。这个规矩其实并不严谨，月亮不是像太阳一样升起，而是从天空一点点滤出来的。我并不知道老诗人为什么有权力给别人立规矩，，然而至于为什么有人遵守他立下的规矩，还是得不到多少解释。
两个年轻的诗人之中，鱼是敢于反抗老诗人的规矩的，也许是因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意义。和诗人在一千年前的北京城中走着，月亮滤出来（用老诗人的话是升上来），诗人就会说，我要回去了。鱼从不答话，他也不理，径直回了炮楼。而鱼可能一夜或几夜地睡在不是在炮楼中的床的地方，可能是别人的床，可能不是床。等到再次出现在老诗人的面前，后者就会让剥光衣服，跪在或冰凉或炽热的石板上，用一根长长的竹片鞭打的身体。那竹片经过了特殊处理：老诗人用短刀在上面开辟了很多的倒刺，又把它当成肉条浸在酱汁里许久，抽在鱼的身子上，又见血又火辣地痛。每次行刑，诗人都被老诗人要求在场观看，鱼这时就会面带微笑地看着诗人。从不叫嚷，只是偶尔眼含泪水。鱼哭的时候，诗人就会在心里替感到不值，为何不永远不回来，就此一走了之呢？由此看来，鸡贼的反倒是诗人自己。
在这个故事最早的文字里，我们知道诗人不喜欢北京红色石墙上的臭鱼烂虾气，再引申一下，便可得出他不喜欢食用鱼虾。可不幸的是，石头炮楼里三位诗人的伙食只有鱼虾。在水兵们还未撤走的时候，为了取材方便，士兵们的饭菜便多是水中之物，吃了很多年，仍没有吃尽，似乎这片大水以外便是海洋。他们有几张捕鱼的大网，网眼很小，清晨全撒出去，中午和傍晚各收一次，可猎获各式各样的水生动物。
补充说明，老诗人每日清晨的工作，除了检查炮弹，还要撒出要在中午和傍晚收回的士兵们留下的渔网。这似乎更能说明他也曾是一名驻守在这座炮楼的士兵。正因如此，在非战的情况下，炮楼里的诗人们也只能吃黏糊糊的鱼和怎么也咬不断的虾。诗人和鱼经常会从城中带来其它的食物，然而其命运从来不是被吃掉。老诗人只准他们食用鱼虾，更何况炮楼中的灶火均由他一人掌控。他给灶门上了一把铁锁，还亲自保管着这把大锁的钥匙。诗人想吃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行：开晚饭的时间总在夜晚，在此之前他必须回来；午饭前他又不得离开炮楼，供通行的大门彼刻是紧闭着的。这个故事教导我们，要是想控制什么人，必定要在手里紧紧握住与这个人有关的所有主动权。
六
如前所述，诗人在一千年前的北京城西，一片大水旁伫立的七层石头炮楼中生活得并不快乐。这份不快乐，发生在由我写下的这个故事里。假设一千年前真的有一位诗人生活在北京，他也许会获得与这故事中完全不同的境遇。所以诗人不快乐的根源，最终会追溯到我的身上。
就此认定我是一个坏人的话，下面的故事代表了我要继续坏下去：诗人的特点是要写诗，而写诗也让他不快乐。他的本质属性部分造成了他郁郁寡欢以致想要出逃，可见他的人生相当失败。老诗人意欲掌握另两位诗人的所有主动权，对鱼来说基本无效，却是诗人无法突破的障壁。其中的一项便是写诗：诗人和鱼的诗都要上交给老诗人，由他品评赏鉴。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诗人心甘情愿执行这项命令，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鱼的淫诗自不必说，多数会选择隐藏诗稿或欺骗老诗人说一直没有写作成果；诗人的诗，无论什么内容，是好是差，都会被老诗人痛骂一顿，无一例外。
诗人遭受的痛骂与他的诗歌本身无关，而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件。这牵扯到一个原则性问题：老诗人认为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便不该存在，他没有办法让它们不存在，便只好以痛骂代之。他觉得诗不应该这样写，写了便带来诗的灭亡，而他自己又写的是“革命意志比天高，安全生产要记牢”的诗（如果一千年前有此等语境，老诗人一定会这么写诗），诗人又不喜，认为这侮辱了他的原则。出于一些不知名的原因，老诗人的痛骂和诗人的忍气吞声始终继续着，我实在不明白诗人为什么这么乐于自找罪受。
最致命的是，诗人写出的东西没有多少人看。这是让他最疲乏无力的事。凡是人写出了文字，大都希望着别人能来阅读。我的这份手稿，也被我私心想着能有一天流到别人的手里。自己写的正经八百的诗，不仅篇篇挨骂，反而还不如一个姑娘的淫诗来得冲，诗人因写诗而得的不快乐可想而知。
鱼以淫诗成名，似乎是鸡贼的表现；诗人向一个鸡贼的人询问如何成名，似乎能证明他比鱼还鸡贼。这个小说绕来绕去，始终绕不过一个鸡贼的问题。诗人和鱼有一种默契，每当二人共处一室时，屋中必有七支白蜡烛。鱼的红色衣裙映上火的影子，仿佛有八团火焰在诗人的面前吹拂。
在两个人这一夜关于诗歌的谈话中，鱼第一次提到了一个叫做市场的东西。一千年前的市场也许并不叫这个名字，但概念没有发生退化：大多数人的喜好。鱼对诗人说，不是你的诗写得不好，只是众人的口味不在此处。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受人瞩目，人们一边嗤之以鼻一边求之若渴，而我就靠这悲剧出名。如果我能长生不老，那么我一定是永远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的人。
诗人或许不奢望名垂青史，但肯定不想遗臭万年，所以他不打算写淫诗。他还想，万一自己写了淫诗，也未必写得如鱼的淫诗那般淫。而延续现在的写法，又是远远不够的。在故事的这个阶段，诗人想到要和鱼一样，用文学让自己赫赫有名，故此他必须在写作上做出一些改变。
需要做出改变的，未能及时想到改变的具体操作。跪坐在诗人面前蒲团上的鱼给他的建议是，可以暂时停止写诗，改为写小说。小说较之诗，通俗而易懂，读者会多一些。可以看出，鱼对市场这样东西的理解，比诗人要透彻得多。诗人最初还有所反驳，因为他总认为小说一概属于末流，耻于为之。鱼冷笑了一声，斥道你现在还有心思想这个？你写小说若是成了名，又会促使你的诗歌被更多人接受，比起你闷头写诗不知好多少倍，何乐而不为？诗人想想，自己毕竟不谙市场，只得任凭鱼如何发落。
署名诗人的这篇小说，第一个字便在他卧室兼书房的石桌上草起。鱼不执意于在题目下方也署上的名字，然而我有必要说明，这篇小说实则由和诗人共同主笔。我没有拿到小说的任何一稿或一版，只能说出它大概是一个儿子弑杀了他的父亲的故事。这内容是鱼提出的，诗人亦不反对，可见相比于，杀人更容易被诗人接纳。他们的小说在我的这个小说内部，按说会影响后者的走向，可我并不知晓它究竟写了什么，也不清楚它会将我的小说引往何处。
七
在我的这个故事里，唯一的女性鱼是一个诗人。与诗人不同的是，并不把写诗太当成一回事儿。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由引开，鱼又可以变成两个人：一名能在官府拿饷的和一名在一千年前的北京城中拉私活儿的“独立”。在的身旁从来没有其他出现，因此我们就可以说鱼的这份工作做得十分潇洒。
作为写作者，我对自己笔下的鱼没有爱意。如果我爱着这个姑娘，我大概不会如此设计这个角色：任何一个爱着的人若是知道是个合二为一的，心里应该怎么都不会太好受。我既然这么书写又心里好受，足以证明我不爱。和鱼住在同一幢石头炮楼里的另外两位诗人，显然也不爱，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能一边和鱼做爱而一边坦然处之。
，那么他和鱼做爱是在享受朝廷赋予他的军中福利；至于诗人为何也能和鱼做爱，我不能给出原因。理由有以下几条：诗人不是士兵；诗人与鱼互不相爱；诗人从不为此付款。这就排除了军中福利、感情因素和顾客至上论。从鱼的角度讲，也不能说是出于只和一个人做爱感到无聊，想要换换口味，因为毕竟还是个独立。我无法左右我的小说中的两个人发生性行为的一丝一毫，说明连造物者也奈何不了自由意志。
诗人和鱼做爱，从不在石头炮楼的哪一个房间里，而是在大水旁长满植物的沙滩上。每次都是在夜晚，诗人托着一盏小小的纸灯，把它用黑色的线系在水草的枝叶上，鱼则会随后就到。那盏纸灯里仅有一支短小的蜡烛，火光昏暗，又会伴着夜风一气飘摆，其作用并非为了照明，只是象征有两个诗人正在它之下做爱而已。
我既不是诗人，也没有和鱼做过爱，自然无法体会我笔下的这个男性人物在和另一位女性人物过程中的全部感觉。但我极其愿意写道，鱼很可能也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姑娘。在月亮滤出来的黑夜里，诗人在水草的枝叶上系好一盏纸灯，鱼就会从炮楼里走出来，和诗人做爱。的红色衣裙浸在大水边浓浓的雾里，像被潮气逐渐洇湿的柴火。每一次都由诗人将湿掉的火点捻灭，紧接着，鱼的身体便从熄灭的火焰里剥开来。
在这个由我写下的故事里，鱼很可能拥有一躯淡红色的身体。这样的颜色，似乎暗示着来自一个灼热而野性的地方。诗人的躯体为黄近于棕，为典型的北方肤色。他们在大水边野合时，焦绿的草叶低下头，隐秘地抚弄着红黄二色，鱼的喘息浓烈，沙滩上白色的沙粒混合着汗液，像盐一样腌制背上如鲜玫瑰一般的伤痕。
最开始的设定是，诗人喜欢架在鱼的，正对着的上半身，因为他想要一边做爱一边同鱼说话。鱼会抬起那双细长而有力的裸腿，扣住诗人的腰部。这是诗人的第一选择，按理说他不会不享受。然而令人厌烦的是，鱼总是会说起和其他男人做爱的事。诗人起先并没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他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某种意义上也是鱼的顾客之一；可当鱼提到老诗人的时候，他真的觉得浑身溢满了不自在。
这份不自在的源头可能是这样的：老诗人和鱼做爱，总是在炮楼的他的房间里。他像一张大象皮，肉体随引力顺着骨架流下，灰色的底案还透出黑斑，惹人生厌。他冰冷的一块肉钻进鱼火热的一块肉里，仿佛是兑了一杯温吞水，让人肚皮生痛。做爱时，老诗人又热衷于用削成薄片的破竹抽打鱼的后背，弄得新伤旧伤一起感染，很难长好。
另一种可能是，诗人感到不自在是因为他认识老诗人。其他男人和鱼做爱，他可以概不追究，他认识的人则不可以。从这个层面分析，诗人有着想把鱼据为己有的冲动。但是他的这份冲动和爱情无关（之前已经说过他和鱼互不相爱），而是由于一直纠结于做爱这件单纯的事。这种可能和前一种可能，也许会同时成立。
诗人没有提出不想再听，鱼就不停地说下去。这种心里有话却憋着不说的性格，让诗人这个角色非常不讨我的喜。我本人也有着这样的性格，我也并不喜欢它。或许我在描写诗人的时候，暗暗地把他当成了我自己。
八
由诗人和鱼同写的小说被鱼投到了市场上，并且最终红火了起来。它的成功表明了鱼对市场这样东西的正确把握，也表明了杀人和一样地能够博人眼球。在那个故事里，有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父亲成天将儿子如牲口一样地使唤，还禁止他去做他想做的事，只能遵循自己的意愿活着。后来这儿子终于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于一个半夜持利斧砍死了父亲，离开了这个家。没有道理能允许父亲如此对待儿子，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父子。然而这根本就不能算是道理。任何道理都无法解释父子关系，就好似我无法说清老诗人为什么能给诗人发号施令一样。
或许和我一样，诗人在撰写那篇小说的时候，也把之中的一个角色当成了他自己。他是不快乐的，故事里的儿子也是不快乐的，故而要杀人，逃到别处去。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和鱼对故事里那位父亲的设置，很可能是以老诗人为原型。在我的叙述里，老诗人对待诗人并没有那么狠，没有到达一定要被杀的地步：所以这主意是鱼提出的。的理论是，不把父亲写得狠一些，读者就会质疑他本不该死，与他们的本意相悖；另外一种可能则是，我的叙述是错误的，老诗人对诗人正如后者所写的那样恶劣，甚至更加令人难以接受。
小说红火了，诗歌顺带着也有人阅读了，诗人略微高兴了一点儿。可他还是想要离开这幢炮楼。这是因为他发现了更好的地方和更好的人，尽管他并不知道它们究竟在哪里。在石头炮楼的顶楼上，诗人用遍体通红的石英管了望远方，看着花丛之中他刚刚爱上的那个白衣姑娘，故事就这么继续了下去。
透过石英管，诗人只能见到景象，却不能听到声音。一千年后的我们已经知道，这是由于光的速度明显快于声，它飞奔着来到诗人的眼前，把声音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当然，这个理由更像是我胡编出来的。光从诗人的眼角两边流过，把白衣姑娘的行动坐卧、一颦一笑投射在他的瞳孔上。当这些投影发生了他不愿看见的变化时，故事的走向也随之有所改变。
这显著的改变是这样的：在白衣姑娘的身旁，新添了一个皮肤青蓝的男人。他穿着破烂的灰色布片，撕扯下来的衣带随着花丛里的风飘摆。诗人觉得这大汉来自西北，因为他不仅肤色狂野，着装狂野，还蓄着狂野的连鬓虬髯。诗人的这个理由与我刚刚很像胡编出来的那个理由相似，看起来都很难成立。他的另一个觉得是，这个西北大汉还是一位画家，因为他总是为那个白衣姑娘画肖像。白衣的姑娘褪去了衣衫，变成了纯然的白色。
诗人的这桩爱情，与世间其他人的爱情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意思，就是他的爱情一样落了俗套。抛去形形色色的各般故事，所有的爱情都是通俗的：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便埋在心里或想要追逐，然后衍生出两种可能，即对方的身边有其他人，或是没有。第一种可能较为难办，当事人需要立即作出选择：继续追逐或就此停手。按照我的意图，诗人选择了前者。然而诗人的觉得面临着一些重大的错误，例如为女人画裸像的男人并不一定是的恋人——尽管画家与模特的关系永远都相当混乱。
推进诗人迅速选择的另一件事，与气味相关。这种气味与那四堵红色石墙的气味极其相似，故此诗人也很不喜欢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日期没有得到详细的记载），他和鱼做爱的晚上，当他把鱼周身入火的布料剥下时，一股股近于臭鱼烂虾的气味就从鱼身体的每一道缝隙和褶皱里钻营出来，甚至还混合了水底浮上来的腐烂植物的气息。这些气味的主要源头，是鱼的。如此一来，诗人观察着他身下的这具身躯，茫然无措地觉得那片浅浅的玫瑰色实则是一大块败掉的鱼肉，四旁安插着灰黑色的枯枝（这是鱼的四肢隐在夜色里，不易看得清楚）。鱼的头颅果真变成了鱼头，侧在一边，双唇张合着吐出气泡。诗人自己成了一只赤条条的苍蝇，饱含着性欲在鱼尸上空飞翔：这些凶险的意象让他顿觉一阵一阵的恶心。可他还是俯下了身去，钻进了那股恶臭喷出的洞口，做了那件事。
强忍着恶心，诗人在自己卧室兼书房的七支白蜡烛下，向鱼告知了他的出逃计划。严格讲来，这并不能被称为“计划”：他根本没有想好如何离开这幢炮楼，仅仅怀有想法。他说了白衣姑娘的事，青蓝大汉的事，却只字未提气味的事，这再度印证了他为何不讨我的喜。鱼说，若想永久离开，只能像他们的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将老诗人杀掉。就这样，由我所写的这个故事，也和杀人扯上了关系。现实生活和文学的边界远在何方，我一向把握不准。诗人和鱼盘算着将他们的二者混在一处，而我本人是否也真切地想杀掉什么人？
九
一个人打算杀掉另一个人，几乎都是有原因的。鱼在向诗人提议杀掉老诗人时给出了相应的原因，但诗人的第一反应还是想问这是为什么。因为杀人是鱼提出来的，虽然的理由是为了诗人好，然而其中仿佛必然也有着自己的私心。鱼回答说，杀了他你就能到那片花丛中去找那白衣姑娘，并且可以不再回来呀。很明显的，这不是诗人想要的答案。
诗人接着问：谁去杀？鱼说，当然是你呀！我们的小说里不就是这么写的嘛。这句话的含义，极有可能是鱼想要杀掉老诗人，却支使诗人去动手。诗人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并且紧接着就更加坚定了他在第一次登上石头炮楼的顶层时，心中所想的那关于鱼其实鸡贼无比的结论。不过他觉得，鱼这一次的鸡贼程度，相比于那一次有了大大的减弱。一来杀人这种事，让女孩子动手总有些说不过去；登上顶楼私用那仪器远望，危险性在于可能会被老诗人发现，杀掉老诗人，却不存在这样的危险。不会有旁人知道。假使我的叙述成真，即老诗人真的是最后一位驻守在炮楼的士兵，他无疑是孤独且被遗忘的，不然为什么其他士兵都撤走了，只剩下他一位？对领导而言，一座已无功用的炮楼和一个垂垂老矣的士兵，消失掉是很好的事：可以少拨一些款项。炮楼是没有人舍得拆，于是不会立刻消失，，却可以马上成为事实。
在杀人的问题上，诗人可谓毫无负罪感。这桩事情对除当事者老诗人之外的人都没什么坏处，甚至是有一些好处，例如他本人。鱼没有说清自己提议杀人的缘由，但定然会从中获益，不然为何要杀。三个人之中的两个要杀掉第三个，老诗人的死便注定下来了。
剩余需要讨论的事情是，诗人离开炮楼之后，鱼又该怎么办。眼前的路有三条：继续留在这里，代替老诗人守着这座七层的石头建筑；和诗人同路远行，一起到那片谁都不清楚究竟在哪儿的花丛里寻找那位谁都不清楚究竟是谁的白衣姑娘以及身边的蓝色大汉；一样出走此地，却与诗人分道扬镳。这件事由诗人主动提及，可见他还算有一点儿良心。鱼说这不重要，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不至于饿死。事实上，选择这三条路以外的再哪一条，也不至于饿死。鱼对诗人说，你带不带我走在你，我跟不跟你走在我，彼此皆无矛盾。
以上的文字全部成为现实之后（这是一个前提，自然也存在另外的可能），杀人就变成了最简单的事。我曾经写道过，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很多时间打瞌睡，故而找到老诗人睡着的机会杀掉他，并不困难。那或许是在晚上，也或许是在下午；或许在月光下，满天的黄白二色的星星散射进老诗人的卧房，也或许时近黄昏，橘色的阳光老暮地铺陈在老诗人大象一般的皮肤上，填满上面每一道皱褶。
按照诗人和鱼共同撰写的小说的叙述，儿子兼诗人动手的时间该是在半夜。如果我依据这一种设定接着写下去，被诗人握在手里的、将老诗人杀死的武器，就该是一把斧头。这斧头可能是新近制成，闪闪地冒着幽蓝的光，也可能垂垂老矣，锈迹斑斑。它切割进老诗人的头颅或颈腔，鲜血迸溅，猩红的光芒围织成一个微缩的一千年前的北京城。
如果老诗人死在了下午，那么诗人手中所持的很可能不是斧头，而是另外的东西。例如一把长度不盈手掌的刀。这枚金属刺入的位置更有可能不是老诗人的脖颈。它直挺挺地戳进被杀之人的胸膛，更精准地贯穿了其中的心房心室。未发生改变的，是猩红的北京城再次喷涌而出，只仅仅来自不同的地方。
没有其余可能性的事物，依我之见有以下几样：一千年前的北京城永远是猩红色的，绝不会有转化的余地。另外一样事物，便是老诗人被另外两个诗人注定的死亡。这具身躯在成为尸体之前丝毫未有挣扎的迹象，这种气定神闲的等待令诗人很吃了一惊。它只是迅速睁开了双眼，随后又迅速地合上。在这一开一合的瞬间，诗人看到在它们之内那深邃黑暗里的两团火焰逐渐熄灭的过程：左眼里是诗人和鱼在夜晚的大水之畔做爱时系在水草枝叶上面的纸灯，右眼里是鱼在石头炮楼中飘摇而过的时候常常穿着的红色衣裙。
十
一个人打算杀掉另一个人，几乎都是有原因的。鱼在向诗人提议杀掉老诗人时给出了相应的原因，但诗人的第一反应还是想问这是为什么。因为杀人是鱼提出来的，虽然的理由是为了诗人好，然而其中仿佛必然也有着自己的私心。鱼回答说，杀了他你就能到那片花丛中去找那白衣姑娘，并且可以不再回来呀。很明显的，这不是诗人想要的答案。
诗人接着问：谁去杀？鱼说，当然是你呀！我们的小说里不就是这么写的嘛。这句话的含义，极有可能是鱼想要杀掉老诗人，却支使诗人去动手。诗人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并且紧接着就更加坚定了他在第一次登上石头炮楼的顶层时，心中所想的那关于鱼其实鸡贼无比的结论。不过他觉得，鱼这一次的鸡贼程度，相比于那一次有了大大的减弱。一来杀人这种事，让女孩子动手总有些说不过去；登上顶楼私用那仪器远望，危险性在于可能会被老诗人发现，杀掉老诗人，却不存在这样的危险。不会有旁人知道。假使我的叙述成真，即老诗人真的是最后一位驻守在炮楼的士兵，他无疑是孤独且被遗忘的，不然为什么其他士兵都撤走了，只剩下他一位？对领导而言，一座已无功用的炮楼和一个垂垂老矣的士兵，消失掉是很好的事：可以少拨一些款项。炮楼是没有人舍得拆，于是不会立刻消失，，却可以马上成为事实。
在杀人的问题上，诗人可谓毫无负罪感。这桩事情对除当事者老诗人之外的人都没什么坏处，甚至是有一些好处，例如他本人。鱼没有说清自己提议杀人的缘由，但定然会从中获益，不然为何要杀。三个人之中的两个要杀掉第三个，老诗人的死便注定下来了。
剩余需要讨论的事情是，诗人离开炮楼之后，鱼又该怎么办。眼前的路有三条：继续留在这里，代替老诗人守着这座七层的石头建筑；和诗人同路远行，一起到那片谁都不清楚究竟在哪儿的花丛里寻找那位谁都不清楚究竟是谁的白衣姑娘以及身边的蓝色大汉；一样出走此地，却与诗人分道扬镳。这件事由诗人主动提及，可见他还算有一点儿良心。鱼说这不重要，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不至于饿死。事实上，选择这三条路以外的再哪一条，也不至于饿死。鱼对诗人说，你带不带我走在你，我跟不跟你走在我，彼此皆无矛盾。
以上的文字全部成为现实之后（这是一个前提，自然也存在另外的可能），杀人就变成了最简单的事。我曾经写道过，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很多时间打瞌睡，故而找到老诗人睡着的机会杀掉他，并不困难。那或许是在晚上，也或许是在下午；或许在月光下，满天的黄白二色的星星散射进老诗人的卧房，也或许时近黄昏，橘色的阳光老暮地铺陈在老诗人大象一般的皮肤上，填满上面每一道皱褶。
按照诗人和鱼共同撰写的小说的叙述，儿子兼诗人动手的时间该是在半夜。如果我依据这一种设定接着写下去，被诗人握在手里的、将老诗人杀死的武器，就该是一把斧头。这斧头可能是新近制成，闪闪地冒着幽蓝的光，也可能垂垂老矣，锈迹斑斑。它切割进老诗人的头颅或颈腔，鲜血迸溅，猩红的光芒围织成一个微缩的一千年前的北京城。
如果老诗人死在了下午，那么诗人手中所持的很可能不是斧头，而是另外的东西。例如一把长度不盈手掌的刀。这枚金属刺入的位置更有可能不是老诗人的脖颈。它直挺挺地戳进被杀之人的胸膛，更精准地贯穿了其中的心房心室。未发生改变的，是猩红的北京城再次喷涌而出，只仅仅来自不同的地方。
没有其余可能性的事物，依我之见有以下几样：一千年前的北京城永远是猩红色的，绝不会有转化的余地。另外一样事物，便是老诗人被另外两个诗人注定的死亡。这具身躯在成为尸体之前丝毫未有挣扎的迹象，这种气定神闲的等待令诗人很吃了一惊。它只是迅速睁开了双眼，随后又迅速地合上。在这一开一合的瞬间，诗人看到在它们之内那深邃黑暗里的两团火焰逐渐熄灭的过程：左眼里是诗人和鱼在夜晚的大水之畔做爱时系在水草枝叶上面的纸灯，右眼里是鱼在石头炮楼中飘摇而过的时候常常穿着的红色衣裙。
END
编辑：王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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