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交融的明代小说,谁解其中味|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作者: (美) 浦安迪
译者: 沈亨寿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9-1
明代的四大长篇伟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俗称“四大奇书”。这四部小说的素材尽管都渊源有自，但却是地道的文人小说，代表了中国散文小说体裁的成型，体现了晚明士大夫们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抱负。
本书为美国汉学家浦安迪的代表作之一，核心论调原来是从比较文学理论的观点出发的，即视明清小说文类为一种归属书香文化界的出产品，因此始终标榜着“文人小说”的概念。这个看法并不否认所谓“四大奇书”各各脱胎于通俗文化的民间故事、说书等现象，而只是强调这些长篇小说是经过文人撰著者手里的写造润色才得出一新的文体来，这个体裁除了反映明清文人的美学手法、思想抱负之外，也常呈现一层潜伏在错综复杂的字里行间、含蕴深远的寓意，惯用反讽的修辞法来提醒读者要在书的反面上去追寻“其中味”。作者特别突出这四部泛称“通俗小说”的作品富有文人色彩的一面，并不敢表示扬雅抑俗的偏见。相反，我的用意正是要推崇中国文化传统独有的雅俗交融的伟大精神。
《中国叙事学》结语
演讲 by 浦安迪
自弘治(1488—1505)至万历(1573—1619)中期左右的一百多年间，即大约相当于16世纪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古典小说中最脍炙人口的四部小说开始以完整的形式流传于世。它们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明代四大奇书”。从此，“奇书”作为文体，隐隐然成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的最高范本，后来由于清代《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入围，使今天的文学史家进而形成所谓“六大古典小说”的提法。它们在中国小说史上享有鹤立鸡群的地位，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散文虚构文体，它们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口头传统还是笔头传统——却是一个不能不详加讨论的问题。
由于小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明清的学者，对于“奇书文体”只留下零零星星的印象式批评。但大多数传统读书的人从直感出发，倾向于认为奇书文体出自于文人之手，金圣叹把《水浒传》列为“天下才子必读书”之一，沈德符猜测《》出自明代“大名士”之手，很能代表当时知识界的一般看法。五四以来，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重新整理中国小说史料，由于当时特定的时代文化氛围，他们的研究结果形成了一种所谓“通俗文学说”。此说一反前人的说法，认为奇书文体主要承袭宋元说书艺术的余韵而得以成形，是在民间艺人代复一代的“集体创作”基础上的最后集大成之作，几十年来此说已经隐隐成为一种为文学批评界普遍接受的主流解释。
我的研究从上述的背景出发，同时从西方传统的汉学角度和新兴的比较文学角度入手，试图对这椿争论了几百年的学界公案提出一种个人的看法：奇书文体是文人小说，而绝非通俗文学。在本书的各章中，我已经详细地罗列了研究的所得，并解释了为什么我会从这些“所得”中得出“文人小说”的结论，唯一意犹未尽的则是关于文人小说在明清之际涌现的特殊文化历史背景问题。
对以明代四大奇书为代表的奇书文体，我在英文着作中，常常称之为“十六世纪中国小说”。显然，除了方便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内在的理由，采用西历的基督纪元作为研究的时间框架;同时，以传统的中国朝代纪年来标出一段段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未见得真正合用。也许，笼统地称之为“晚明”,不失为一个骑墙的过渡办法。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在研究这一段的思想文化史时，最合理的做法应该超越明、清换代的界限，而以1500—1750年的那段时间作为参考标架。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用“16世纪”去概括奇书文体，不仅因为1500—1600年正跨越着四大奇书流传的一百年，而且因为它恰好概括了经济、思想史的各个领域的显着发展。因此，这个乍一看来未必可取的“世纪”分期方法，居然在这里成了一个有用的研究工具。传统的读书人和现代的历史学家有一种共同的看法，认为16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给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注入了新的元气。
首先，，当时的宫廷阴谋和军事活动是大多数传统的及现代的明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表面上，这一百年间是一个相对的和平时期，象征着明政府当年赫赫武功的“三大征”却令人不禁油然想起《水浒传》里的“征四寇”。16世纪明代的内政也显露出明显的危机。嘉靖和万历二帝都是刚愎自用的人物，，如夏言和张居正，也不乏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如严嵩之流。朝廷大臣之间的正邪之争，，16世纪又是一个专权的着名宦官辈出的时代，刘谨和冯保，仅是二个例子而已。这样的历史背景，产生了16世纪明宫着名的“三大案”。
，使知识分子不能置身事外。雒于仁谏君的“四贪”折和后来东林党人的兴起，。我甚至进而推论，这种新起的批评姿态也许就是产生犀利的反讽眼光的因素之一，它为文人小说的修辞惯例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成分(其证据当然不仅仅是《》的“四贪词”和雒于仁的“四贪”折的名称巧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16世纪的明代经济也处在大的动荡之中，商业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市的繁荣、人口在百年内剧增两至三倍，促使明政府施行一系列财政上的改革。“一条鞭”税法的推行，国家经济向银本位的转化，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加，郑和下西洋式的海外探险的试探，种种都引起了思想史上的剧烈变动。，晚明的思想界也酝酿着重大的变化。
16世纪的前半叶，正是王守仁(王阳明学说波及天下的时候。王氏的学说打开了明儒学案的新天地，并成为地位显赫的显学。程、朱、陆、王薪火相传，真可谓承先起后，继往开来，其影响渗透到明代思想史的各个方面。当然，这种影响也不例外地涉及到明代的小说。
在对四大奇书的诠释中，我们经常援引《四书》，特别强调正文和评注中联系到“心学”的术语。比如说，孟子的“人皆可以舜尧”的观念，为王氏的学说吸收和推广，也隐隐约约地体现在奇书文体中的本色人物身上。在更细致的层次上，我们还应注意到“功过格”与白话小说对人欲的探讨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它在对传统道德观的再评价问题上的贡献。
在认定16世纪文人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儒”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嘉靖之崇道和万历之兴佛，正是16世纪明代思想史上着名的“三教合一”思潮的一个鲜明写照。在这样的兼容并蓄的思想史的背景下，形成了16世纪明代的特殊文明。这一文明从15世纪的后半叶开始成熟，其先锋是画坛上显赫一时的“吴门画派”。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祝允明(1460—1526)和唐寅(1470—1523)等“吴中四才子”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文化现象的开始。到了16世纪，这种文明的代表性体式扩大到了造园艺术、珍本书收藏和古玩鉴赏等等各个领域，在其发源地苏州，多姿多彩地进入了鼎盛期。
绘画与书法，诗歌与戏曲，散文与小说，始终是这一文明最为耐人寻味的体裁。限于篇幅，这里只能选择其中的几个方面，略加申论。宋代早已有了“文人画”的现象，但直到15世纪末，它才以成熟的姿态，出现在艺坛上。文人画追求高雅的艺术意境，有一套特定的章法，从题材的选择到画面的布局，从色彩的运用到意境的创造，都表现出匠心独运的时代气息，代表着文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晚明的散文在弘治和正德年间大家辈出，宋濂、高启、方孝儒等等均是。明末和清代的一些评论家都把16世纪看成是古文和诗歌创作的新开端。前后七子兴起的复古高潮，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而在这文学潮流的激变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散文的“法”的讨论。在这里，古文评点和八股制艺的研究，互相阐发，用于讨论散文章法的专门术语——“照应”、“承上启下”、“顿挫”、“顺逆”——已经大量出现。它们不仅为古文和时文批评所专用，而且广泛应用于戏曲的评论，最后发展成为一套成熟完整的小说批评。此外，散文批评的发展对小说文体的另一方面的影响，体现在修辞手法的借鉴上——尤其是口语和文白相间手法的尝试——我们在第四章讨论修辞时已经涉及，这里就不多重复了。
晚明的传奇剧，尤其是昆曲，标志着16世纪士大夫文化的一大特殊贡献，从一定的角度为奇书文体的美学发展注入了活力。晚明传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的空前的规模，出现了四、五十出甚至更长的鸿篇巨制，既为复杂情节的展开开拓了可能性，又为奇书文体的结构，提供了参考的模式：把体现悲欢离合的对立情调、心绪、意象的各个简短场景，并置在一起，以造成类似诗歌中的对句的艺术效果;随着剧情的曲折起伏，典型的传奇剧逐步拓展它的表现范围，包括东西南北的地域，上流和下层社会的风貌，宫廷和巨宦的府邸，乃至烽火骤起的战场等等壮丽的画卷。所有这一切都被镶嵌在一个相对定型的结构框架里。传奇剧的故事由楔子开始，说明剧情和主题。剧终是照例的大团圆。在接近全剧正中的地方，则往往有一场映射大团圆的“小收煞”。传奇剧的这种结构图案，对于奇书文体的结构方式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传奇剧的口语对白、抒情唱段和行为虚拟等各个方面的一系列技法，也对奇书文体的兴起产生了十分显着的影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传奇剧善于用词曲的委婉曲折来衬托直截了当的宝白插文，使之随处展示行文的典雅机智，产生浓郁的戏剧性反讽。例如《牡丹亭》中精雅细腻的抒情场景间恶化着淫猥下流的幽默味儿，促使观众去欣赏这部充满青春激情的感人戏剧。这种刻意做作的微妙效果，促使这类戏剧成为“案头剧”。这是16世纪戏曲的一个明显的焦点转移，剧本从主要供舞台演出，逐渐变为刻印出来为文人雅士们的案头赏玩之物。无怪乎戏曲的刻本常常附有精美的插图、评论性序跋和详尽的眉批夹注。
传奇剧、奇书文体和文人之间的姻缘，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明代奇书文体的兴起与传奇剧流行的关系，还可以从两者对作品的思想内容都有着共同的执着探讨来观察。一方面，传奇剧与奇书文体，都有对严肃的哲理问题的探讨。例如，个人的欲望和社会纲常之间的冲突，“情”字的真假两面等等。另一方面，。明清的小说戏曲，。就传奇剧而言，杨继盛殉难之泪未乾，就有《鸣凤记》的出现。清兵入关的尘烟未散，即有《桃花扇》的问世。，可以用《红楼梦》为代表，深为读者所津津乐道。奇书文体和传奇剧的另一层关系，在于小说作者与剧作家之间的互相重迭。文徵明、郭勋和汪道坤等人都与《水浒传》繁本的早期刊行有某种联系。同样，《》作者的疑似人物李开先、汤显祖、屠隆和徐渭，也都是当时戏曲界的名流。罗贯中也是一位戏剧家，后来的短篇文人小说家冯梦龙、凌FDB9#初、袁于令等人都与写作或刻印传奇剧或长篇章回小说有密切的关系。
明代戏曲和小说的创作集中在金陵和苏州两地，都由同类的书坊刻印，就连读者和观众也几乎是同一批精于此道的人物。可见，从各种意义上来说，16世纪的长篇章回小说与戏曲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明代在士大夫文化的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许多名人，都与奇书文体的形成有关系。这个现象直到明、清换代之际，才有所转变，小说创作开始落入才气较逊的匠人之手。最后，我们不妨加以注意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奇书文体和传奇剧的读者和观众基本上都是在文人圈内，还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广大。只要我们对明代四大奇书早期版本的规模、价格和版式略加考查，就会知道它们是专从少数人赏玩的艺术品，而绝不是贩夫走卒所有能力和条件欣赏的通俗文艺，当时为后者服务的其实是说书和曲艺。
奇书文体与明末短篇小说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引人注目。许多研究这一领域的现代学者都曾指出，17世纪初着名的拟话本集里有不少成熟的短篇小说，其实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初期或中叶，有的甚至可以找到宋、元的来源。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能把先行的叙事素材，与后来的具有成熟体裁形式的精制作品，混同起来。有些近代学者试图说明，现有的明末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量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根据早先的素材写成的。这种努力对我们理解明代文学帮助很大，但这样的结论毕竟只是推测之词。假设某些明末的短篇小说确有早先的文本存在，也并不能改变下列的事实，即至今我们仍未发现16世纪之前有拟话本形式的通俗短篇小说存在。我认为，明代短篇和长篇小说两个传统是并肩发展的。与此同时，还有第三种类型的短篇小说存在，即所谓的文言小说。它发端于六朝，成熟于唐，直到明、清两代仍在继续创作和刊印。如《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和《聊齐志异》均是。
如果白话短篇小说的成书，相对来说是较晚的现象，那么一般人会认为，长篇小说——如“章回小说”这个术语所暗示的——的出现应该更迟。但事实上，年代顺序正好相反。明代四大奇书中的好几部问世都早于短篇小说，它们奠定的若干结构和修辞惯例，都被后来的短篇小说所采用。16世纪的这些大奇书的版本也都有它们的先驱资料和底本，其中四分之三的故事有假定的底本，可以追溯到14世纪或者更早，只是到了16世纪才最后写定，而成为现在的面目。但是，成熟的文人小说依然可以被当做是对整个明代文学发展的新综合。它吸收了晚明诗文的审美特征和技巧，八股文的各种“作法”,小品文的闲逸气质和修辞方法，文人戏曲的结构图案与立意，以及某些的说书技巧。
四大奇书并不是16世纪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姣姣者和代表作。《平妖传》、《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等等，也都出现在16世纪。然而，它们现存的最早版本的确切年代都不早于16世纪90年代左右，这就意味着它们已经反映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也许还包括《西游记》和《》，如果我们相信它们是嘉靖或隆庆年间的作品的话)所奠定的文类形式的影响。
、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文学史各方面的背景，作了一番批判性的考查。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奇书文体绝不是附属于里巷的通俗文艺，而是晚明士大夫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深刻地反应了当时的文化潮流的精制文艺。
从这个信念出发，我在本书各章中分门别类地研究了奇书文体五部代表作里的各种内证，这些内证不言自明地告诉我们，奇书文体是文人小说。我的研究焦点反讽。我之所以选择反讽作为焦点，是因为它深刻地反映了奇书文体的批评精神。这一批评精神作为晚明的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值得我们在这里作一番总结性的回顾。
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的创建者，奇书文体的作者参与了对各种传统文化因素的批判性重新评价和重新利用。这种批判性的态度既是文人小说的艺术核心，也是16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显着特征。从上文对散文、戏曲、绘画等姐妹艺术领域的观察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整个晚明的文化生活里出现过一个怎样的“批评的时代”。它既包括对若干经典历史着作的再评价，也包括对民族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再观察。这种批评的精神，在文人小说领域出现过多方面的影响，早在万历年间，就有人用序跋和附文评注的形式，对奇书文体的得失进行批评。
这些早期的小说评论家从其他姐妹文化领域借用过来的分析术语，为17世纪中叶的中国传统小说评论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在本书中分析结构图案、形象密度、叙述话语、韵文和散文的创新运用、反讽的寓意和文人戏笔等等批评的变数时，就经常参考这些早期的中国小说评论家的见解。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新的批评方法，把它看做是明代小说兴起的关键，是因为这一精神里含有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自我意识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崭新的因子。今昔的对立和互补，是贯串中国文化始终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正象“古今交融”,是中国文人永久向往的理想一样。明代的知识分子面临一大堆过于庞大(任何个人也无法全面掌握)的文化遗产，便迫切地感到要重申自己的立场。这种文化负担贯穿了整个晚明的文化生活，而批评精神伴随着它的始终。
关于本书作者
浦安迪 (Andrew H. Plaks)，著名汉学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兼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文化比较，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代表作品有:《〈红楼梦〉中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国叙事文:批评与理论文汇》(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 works of the Ming Novel)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