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迎春|汪曾祺小说中的民国高邮

汪曾祺小说中的民国高邮

严迎春

中国的文学与史学从来关系密切，史家讲究文笔，文人喜以“异史氏”自居。文史互证因此在文史研究中成为最基本也最有效的方法。中国现代的文学家们自觉继承了写史的优良传统，汪曾祺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创作的《受戒》和《异秉》等“高邮系列”小说，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蕴涵了丰富的社会史内容。其中涉及商业的小说有十余篇之多，特别是小说《异秉》对保全堂药店经营体制、员工地位等的描写，资料尤为珍贵。本文试结合其它几篇有关高邮店铺的小说《八千岁》（米店）、《鉴赏家》（布店）和《茶干》（酱园）等，对此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以期对民国时期的高邮商业有一个简略的概括。

从“高邮系列”小说看，其时的高邮商业主要还是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大部分生意都是一肩挑的买卖。因为经营的主要项目是生活服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和经营就可以满足需要。有门面和固定资产的是米店、药店、烟店、布店和茶馆、客栈这样一些非有门面不可的生意。除门面之外，店铺大都有作坊，产销一条龙。八千岁的米店仓库用了整整一个夏家祠堂，而且有五头大骡子碾米。连万顺酱园也有一个很大的“后身”。保全堂药店是一家门面不大的铺子。但在所有的高邮店铺里，它的生意并不算小，特别是在经营机制方面，颇具现代理念，值得注意。

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出现股份制萌芽。保全堂药店：“东家从不到店，管事负责一切（管事就是经理）”。“当了管事，就有‘身股’，或称‘人股’，到了年底可以按股分红”，相当于半个老板。所以管事对生意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很少听说有东家把管事辞了的，或是管事携款潜逃。其体制可谓科学，产权亦可谓清晰。布店里也有管事（《鉴赏家》）。

二是内部分工趋向合理化。药店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般员工和后勤服务之分。管理人员称作管事，既经理，负责一切事务。药店的技术人员称为“刀上”，负责切药和“跌”丸药。中药切得整齐不整齐，漂亮不漂亮，是会直接影响药店生意好坏的。一般员工称为“同事”，干很一般的活儿，药店里同事负责抓药、写账等，布店里负责量尺、撕布。

后勤工作主要由学徒承担。这种习惯笔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皖南家乡还有耳闻目睹，木匠、石匠、裁缝的学徒，在学艺的头三年里都要为师父家干相当于一个雇工干的活儿。这也为习俗所认可。保全堂药店里的学徒陈相公，要倒涮先生们的夜壶、扫地、擦桌椅、擦柜台、开门、晒药、收药、碾药、裁纸、搓纸媒子、擦灯罩、摊膏药、关门，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杂活儿。所以专门的后勤人员很少，小说里仅仅提到药店煮饭和挑水有专门人员。

三是员工地位高低明显。干的活儿不一样，地位自然就有高下之分。按《异秉》的描写，技术人员在店里地位最尊，其次是管事，相当于半个老板，自然低不到哪儿去。再就是一般同事，不同的店铺同事地位也有差异。药店的同事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随时都有被辞退的可能，但布店里一般伙计也很受老板重视，因为顾客都乐意从穿的干净、手脚麻利的伙计手里采购布料，所以老板们乐意让伙计穿最时髦的衣料，并在买布时享受优惠。学徒的地位最低，陈相公每天要为先生们倒洗夜壶就足以说明一切，但学徒出师后即有晋升的机会。

员工地位高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薪金多少。管事有“身股”，或称“人股”，到了年底可以按股分红。刀上在店里“薪金最高”。

其二，饭桌上席位尊卑。刀上坐上首二席，逢年过节必得刀上举杯，从人才敢喝酒。管事坐横头末席，以示代表东家奉陪诸位先生。头席是只有客人才坐的，一般员工如果坐上头席，就意味着被辞退。

其三，任职期限长短。管事是终身任职，很少听说有东家把管事辞了的。除非老管事病故，才会延聘一位新管事。刀上的手艺直接影响药店生意的好坏，稳定性也应该很大，文中无明文，大概也是终身制。一般同事“每年都有被辞退的可能”，大概一年一聘。学徒一般不存在被辞退的问题。

其四，与老板关系的亲疏。管事终身任职，马上就有别家抢着请他去。余大炕房炕鸡的师傅余老五，“人说不是他吃老板，是老板吃着他。没有余老五，余大炕房就不成其为余大炕房”。所以《鸡鸭名家》里说“意见不合，伙辞东，东辞伙，都是正常的事”。但这大概限于管事和刀上。一般员工怕是不敢和东家这样讲条件的。

高邮商人身上有着中国商人勤劳节俭、诚实守信、为人和气、精于业务的传统美德，并很有正义感，一向“僧道无缘，概不作保”的八千岁最后刮掉了这两张条幅，画师傅靳彝甫为救好人卖掉家传至宝，锡匠们因为十一子无辜被打就很能说明问题。

因为做生意多少要识几个字，商人们也是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有些还带一点文化气息。比如《鉴赏家》里的小贩叶三，就是一个鉴赏家，只有他懂画家季陶民的画。所以商人在高邮当地很有影响力。

商人承担着比较多的社会责任：向政府缴税，施舍僧道，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人担保，称为铺保。领营业执照，向银行贷款，甚至私立学校入学志愿书，都要有两家殷实铺保。吃了官司，要取保释放，少不了要被敲一顿竹杠，但殷实一些的店铺都恪尽职责从不推诿（《八千岁》）。

商人们还有自己的组织———商会。商会负责筹款组织保安团，以维护一方平安。如果生意人与政府军人发生冲突，商会要出面协调和摆平。保安团的刘号长侮辱巧云，并无辜毒打十一子，锡匠们，就是由商会出面最终协调的（《大淖记事》）。

从“高邮系列”小说中看，其时的高邮平静中虽仍有风浪，但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乡村淳朴宁静的生活也没有受到根本的冲击。传统商业依旧繁荣。，也是汪曾祺小说受到批评的一个地方，谓之“淡化”矛盾。民国时期的中国不可能给传统商人一个发展为资本家的机会，高邮商人自然也不例外。王顺发的命运只是迟早的事。但汪曾祺要写的是童年时的一些美好回忆。写作目的不一样，似乎不必苛求。对我们的研究来讲，首要是保证材料的真实。

从地理环境看，高邮虽处苏北，但大运河贯穿境内，西滨高邮湖，右接安徽省，交通发达；南临商业名城场州，商业气息浓厚。这与小说《异秉》《八千岁》《受戒》和《大淖记事》故事背景十分相似。从社会环境看，根据历史记载，1920年到1935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都比过去有所增加，国民经济总体有重大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王玉茹：《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安定和繁荣程度比其他地区更要好许多。这也可以断言。从内容上看，小说中的人和事在高邮水乡都能找着他们的原型，有的简直就是真人真事，许多“老高邮”能说出小说里写的是某某人，某某事，发生在哪年哪月（朱延庆：《江苏县邑风物丛书，高邮》，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综上所述，小说描写的真实性是有保证的。

当然，上面的分析仅局限于小说本身的材料，历史背景的分析也颇为笼统。而且作者本意不是要写商，“写风俗还是为写人物”。但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作品的社会史价值，对其作品进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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