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带着全家从桂林老家搬来了重庆。
尽管远离故乡，但一家人在重庆的宅子里，依旧热闹的很，这家有十个孩子，九个都绕着他们的母亲马佩璋，念叨着在外指挥作战的父亲何日归来。
只有一个孩子，终日窝在花园山坡上的小房子里。
孩子已经7岁了，但他无法参与客厅里的家庭小会，也无法和兄弟姐妹们在院落里追跑。
因为得了肺痨，他不得不被隔离在这个偏僻的角落静养。
他就是在家排行老九的白先勇。
世界被分为了两头，一头是热腾腾的生活，一头是不会言语的四面白墙。
在独居的百无聊赖里，白先勇只能不断地回想之前在老家的快乐时光，花桥桥头有好几家桂林米粉；
和全家在象鼻山坐船，在漓江里游泳，从象鼻口穿来穿去；还有一个叫唐小义的船家卖的田鸡粥，味道最鲜美——这些是他对繁华的初识。
后来这一切都在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里被瓦解了，世间之事，越欢愉越脆弱，能让美经久不衰的只有想象，这个道理，白先勇很小就体会出来了。
白先勇变得越来越孤僻了，幸好家中那个叫“老央”的老伙夫酷爱说书，白先勇就常常搬个板凳去厨房里听老央讲故事。
从瓦岗寨的英雄世界到秦叔宝的威武，那些故事里总有人气，对文学和戏剧的敏感在白先勇的内心里慢慢滋长。
也正因如此，白先勇对于人世间的苦痛有了越加清晰的感知，虽然父母竭尽所能地四处为他求医，但他始终失去了一个孩子该有的天真烂漫的童年。
他在那个角落里窝了四年，终于治好了病，却跟着全家又踏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后又定居台湾，一别大陆39年。
再想起一碗米粉，一次漓江泛舟，一碗田鸡粥，都仿佛是梦境一般，他的故乡情结越结越深。
白先勇成长于官宦之家，，是国共共同尊敬的“抗日英豪”，母亲是名绅富贾之女，是能带领全家穿越枪林弹雨的勇敢女性。
他的童年除了桂林山水，更多的是终日逃难，到了台湾因父亲不再掌权而家道中落，但对于白先勇来说，这下才算真正安定了。
他的童年，名门望族眼前过，那些身世厚重的历史人物，也不过只是隔壁的长辈，他亲历了战火纷飞的年代，看到他们如何一步步走向壮烈，走向残酷，走向遗忘。
他是注定要书写时代的人，他说，“我写作，是因为我想用文字来表现人类心中一种无言的痛楚。”
在台湾，成长为文艺青年的白先勇办杂志，发表小说。20世纪60年代，因《寂寞的十七岁》，白先勇一举成名。
《寂寞的十七岁》里所刻画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寂寞和悲哀，笼罩在阴郁的雾霾中，有着少年细腻又懵懂的忧愁，这份忧愁总有一天会变得很轻盈，被更大的命题褪色。
这个沉重的命题便是死亡——1962年12月4日，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因高血压逝世，终年59岁。
从那天起，他与母亲的距离不再是一个花园矮小的山坡，人的死亡比时代的幻灭更冰冷，逃的过天无宁日，却逃不过生死局限。
母亲入土那一天，他说，“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几十天后，白先勇决定起身前往美国，离开的那一天，台北阴雨连绵，多日垂泪面容憔悴的父亲白崇禧，来到松山机场送别儿子。
那日素来刚毅坚强的父亲又一次老泪纵横，征战沙场大半生，父亲很少有时间能陪伴白先勇，他内心充满了不舍，战争年代他是英勇无畏的将军，走出历史，他是一个脆弱柔软的父亲。
那日松山机场感慨悲痛的父子二人，没有想过，这一别，再无重逢之日。
四年后，没有等到白先勇归来，父亲就去世了，这对白先勇无疑是又一次重击。
操持一整个大家庭的母亲已经离去，而那个率领百万雄师的父亲也倒下了，他听说父亲晚年凄凉，常常怅然若失，似在寻寻觅觅，像迷航的扁舟，没有了岸头可靠。
从此后，白先勇的孤僻角落，也没有了思量的方向，世界剥夺了他心头最后一点萦绕的牵挂，他感到命运的决绝。
“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
1971年，白先勇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台北人》，这本小说集里刻画的已全然不是《寂寞的十七岁》里的人物样貌，他们来自台北都市不同的阶层，有商人，帮佣，军人……
他们的故乡是大陆不同的省级和都市，他们在新的土地扎根，追忆，偷生，是时局变迁生出了“亚细亚的孤儿”，每一个都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
白先勇提笔写《台北人》时才二十五六岁，这样年轻，却笔下沧桑，写出了六七十岁人的心境。
这本书被选入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7位，是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
旅美学者夏志清教授曾这样说：
“旅美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后者更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将人物贯穿于时代洪流中，，是白先勇最擅长做的事情。
也许因为那份由孤独感而来的敏感，让他总能捕捉到人性的细枝末节。
除了《台北人》，他的《纽约客》是他在留美期间对疏离感的细腻注解，是人的命运和文化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思考。
四十不惑，他写了《孽子》，记录了台北一个同性恋群落的欢乐和悲伤，震惊文坛，在扉页上，他淡淡写下：
“写给那一群， 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 独自彷徨街头， 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对人性的解读越通透，最后就越会呈现出悲悯，这个世界有无数我们看不见的角落，等着渗透进光，这其中，也包括他的角落。
能捧出中文文学上第一部同性恋著作，只因为那是他最真情流露的宣言。
（2003年电视剧版）
关于他的恋情，在《树犹如此》中，我们能看到他“以血泪、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
他用这篇散文，纪念他的同性恋人，一生挚友王国祥。他们17岁时相识于台湾，从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38年。
他们一个喜文，一个好理，台北求学时尽力考去一个学校，兜兜转转，相聚分离有时，却始终坚定携手同行。
在美国，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却一定会在假期里相伴挑选花木，一起做园艺，像天底下所有的普通恋人一样，享受着璀璨星空，悠悠白云。
白先勇说，他和王国祥的感情里，“包括朋友、爱人、儿时默契的伙伴等多重含义。”
但人生大限一到，无人能破。王国祥旧病复发，白先勇全力以赴，美国，台湾，大陆，只要有一丝机会，白先勇都寻方而去，这期间纠结痛楚，尝尽世间无奈。
“而我自己亦尽了所有得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亦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
全力以赴，却仍一败涂地。”
1992年8月17日，白先勇牵着王国祥的手，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刻。
“春日负喧，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眼望，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比天裂更大而难补的，是“情天”，这篇《树犹如此》是王国祥去世六年后白先勇才敢起笔回忆的往事。
从此之后，白先勇很少再创作，开始了“一个人的文艺复习”。
白先勇说，“年轻时候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是姹紫嫣红的人生。到年龄大了慢慢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才看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他用更多的时间去给《红楼梦》注解，去推广昆曲，制作青春版《牡丹亭》，他说“我心灵上的故乡，还是想回到传统文化。所以我推广昆曲，推广《红楼梦》，这些真的是我的故乡。”
，而中国应该有汤显祖，曹雪芹。
“我喜欢茶花，茶花美，很高贵。茶花凋谢，不是枯萎的跌落，它是很决绝的，一整个掉下来，非常决绝的……《红楼梦》讲的就是这个，告诉你人生道理。我不认为它是很悲观的，有时候可能是一种解脱，是了悟。”
他与红楼结缘在被隔离的小房间，从十岁读到八十岁，他认为红楼是天下第一书，红楼他读了一辈子，也教了一辈子，退休后受台大邀请，重新开课，一讲就是三学期。
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讲的声情并茂，他认为，如果这样能让年轻人更靠近一点我们自己的文化瑰宝，那就很好。
而《牡丹亭》也是他心中“美”和“情”的象征，他痴爱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条线从他离开祖国大陆一直拉着他，让他从没有离开过这片文化土地。
，他也找到了他的领地，便是为守住我们的文化精髓，多讲一节课，多去一个城市，多排一场青春版《牡丹亭》。很多个瞬间，你能看见他眼里的光，那是对星火燎原的期望。
他说，“我对中国文化的焦虑、忧心、热爱，一直在燃烧，一直没停过。”
余秋雨说过，从1958年开始创作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学的白先勇，一个教师的白先勇，一个昆曲的白先勇，一个电影的白先勇”，“而他在每一个领域，都做到了极致。”
在许知远的《十三邀》里，白先勇回到故乡桂林，吃上一碗家乡米粉。
他感叹于那卤水的香味，那一刻，他仿佛不再是《文学杂志》社里挠头踌躇的少年；
不再是台北街头沉默青年，不再是异国迷茫的异乡人；
甚至不再是谁的孩子，爱人和朋友，而仅仅是一个被故乡召回的游子，摸到了灵魂深处的余温，姹紫嫣红开遍。
匠心荐书
《台北人》
作者：白先勇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台北人》，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短篇小说集，由十四个一流的短篇小说构成，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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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个人在坚守，
总有一件事要完成。
茫茫人海，
匠心之城。
不喧哗，自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