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的集体行动动员机制： 组织与个体双层面的分析

邓力，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一）集体行动的概念介定

对抗争性的集体行动的界定，。社会运动的发生源于“某些个人、群体或/及组织，基于共同意念、利益和集体认同，之间形成非正式互动关系与网络，, 1992；Nash, 2000:122)。，是因为 McAdam, Tarrow 和 Tilly(2004) 等研究者不满足于将社会运动与其它抗争形式如革命、，因此以此概念将各种以大众动员为基础的集体行动包括进来，其定义是“诉求者与其诉求对象之间偶然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互动，其中政府是诉求的提出者、对象，或第三方，而且这些诉求的实现会影响至少其中一方诉求者的利益” (McAdam, Tarrow & Tilly, 2004:5)。

（二）作为动员信息传播渠道的新媒体

引发集体行动的事件或信息，如今往往最初由新媒体首次发出，但其大规模传播而起到的更大动员效果，还来自于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传播功效。新媒体有着个人化、流动性与去中心化的特征，它作为动员信息传播渠道的功能是双面的：一方面它可以避免传统媒体审核，快速传播动员信息以促进集体行动 (Diani, 2000)；另一方面也可能传播未经过滤的不准确信息，降低社会运动的信息质量， (Ayres,1999)，或造成反动员(demobilization)或反对参与的效果(Garrett, 2006:210; Schmitt-Beck & Mackenrodt, 2010)

（三）新媒体动员的现实基础

Gladwell (2010) 指出，新媒体并不是造成革命性事件的关键。他将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进行比较发现，、训练有素的积极份子”和“一个层级分明的组织”，而这都是社交媒体所不能提供的。在高风险集体行动中，强关系、纪律严明、策略行动，以及组织中的领导集权与权威依然至关重要（Gladwell，2010）；而社交媒体的作用，则主要是初步动员群众，并为组织活动提供远距离传递信息的渠道。

（一）新的动员结构

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正式的社会运动组织和非正式的社区网络，是集体行动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动员机制 (McCarthy, 1996:141-151)。随着移动媒体的普遍化，这些组织在动员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随之弱化。而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集体行动的组织、网络与认同黏合这三个核心构件的形式 (della Porta & Diani, 2006 :20)。

对于集体认同而言，尽管新信息传播技术可以做到在分散的人群中培育集体认同，但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仅仅只能培育出对于门槛较低的集体行动有意义的弱联系，而无法发展出长期的承诺关系，因而难以形成有可持续性的行动者网络。

（二）组织与社群建构的变化

Diani (2000) 在探讨新信息传播技术如何改变社群创建时，区分了三种社会运动组织的类型。第一种组织通过动员专业资源来吸引更多参与者，新技术能够让组织的议题传播成本降低，议题支持者也使用新技术来构建虚拟社区。这种组织以“绿色和平”为代表，它们能够运用新技术来发展抗争策略。第二种组织需要动员的是参与资源，更多依靠草根参与和团体激励。第三种组织则是跨国组织，它们依赖新技术在较为分散的群体中加强沟通。

学者们还研究了新媒体环境下集体行动组织的混杂特质 (Chadwick, 2007;Flanagin, Stohl & Bimber, 2006)。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反全球化运动率先使用了新媒体技术进行动员。适应新媒体传播的剧目不再是社会运动组织的专长，。混杂的组织模式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一场社会活动或社会运动中，会同时存在等级分明的中心组织结构和利用网络而形成的松散组织团体。

（三）抗争剧目的发展

在社会运动理论中，蒂利等学者发展出“抗争剧目”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这一概念， (Tilly, 1979:126-155; Tilly & Castaňede, 2007)。

抗争剧目是人们所采用的熟悉的抗争形式，因此也为同时代的传播技术所形塑。互联网技术本身在不断更新，，它与传统网络传播手段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升参与度和激活用户这两个方面 (Neumayer & Raffl, 2008)。社会行动者必须更新集体行动剧目，以适应新媒体本身的迅速更新 (Van Laer & Van Aelst, 2010)。然而，由于技术鸿沟的存在，新媒体也令抗争剧目出现了新的技术门槛。

（四）框架过程与媒体策略的变化

在传统集体行动理论中，框架过程 (framing process) 指的是，策略性地从广为接受的文化意义与信念当中选取特定的话语和叙述，用以定义或描述社会运动，以论证抗争诉求的合理性并动员更广大公众。以往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影响主流媒体的框架。而现在，新媒体可提供免除了传统媒体组织中新闻编辑与审查过程的传播空间，让行动者通过自媒体直接与受众沟通，最大限度地减小或绕过了大众媒体的守门人功能 (Earl &Kimport, 2009)。由此，新媒体对于受压迫或边缘化的群体来说，是尤为重要的表达抗争途径 (Pickerill, 2009: 972)。然而，大众媒体在框架过程中仍发挥着关键作用 (Bennett & Segerberg, 2011: 775)。

如果说传统媒体是动员主体需要争取的专业性和组织化的传播资源，那么新媒体则更具个人化的特点，是社会动员主体进行内部动员、发展认同、形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两种媒体的不同特点，既对动员与组织形式造成不同的影响，也会影响行动者的媒体策略。

（一）社交媒体的“微小贡献”策略与动机水平调整

在社交媒体普及之后，， 出现了一系列个人化的网络集体行动。如网络粉丝集群、 (political consumerism)。

在线上由微小贡献累积起来的动员力量，能否在线下的集体抗争中起到作用？一种观点是，小规模的贡献通过新媒体可被有效地积蓄成集体的公开的抗争诉求。通过这种累积过程，新媒体创造出一种新的门槛较低的招募机会 (recruitment opportunity)。这种小规模和“微 小贡献”策略是社交媒体动员的一个显著特征，由此，新媒体形成的弱联系，也能够通过累积产生实际的影响。

（二）网络集体行动的个人化特征与“公－私”新边界

联网式或连结型的集体行动一方面以微小贡献策略来激活参与者动机，另一方面，高度个人化的社会认同也在动员中起到作用。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究新媒体环境下的“个人与集体” 这一对关系发生何种变化。一些问卷调查的结果揭示了由新媒体动员的集体行动具有个人主义特征。新媒体带来的新的动员方式改变了参与的性质，使抗争活动变得不那么像“社会性事件”。

集体行动变得越来越具有个人主义特征，还来自于社会参与本身性质的改变：公民的参与行为越来越受到个人价值认同的驱动，而不再仅受其所属团体认同或意识形态的驱动 (Bennett，2012)。

，原有的 “个人－集体”二元划分也出现了变化。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公私之间的界限牢固而明晰，沟通协作的启动成本也很高，个人在决定是否参与关乎公益的行动时，一般都是单独做出决策。而在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出现后，原有的公私边界成了两边相互渗透因此容易跨越的模糊边界，沟通成本也大大降低，原来起到核心作用的正式组织在沟通协作与信息传播方面也逐渐失掉其重要地位。

本文考察了新媒体与集体行动之互动关系在以下维度上出现的新特点：首先，新媒体让抗争动员与组织过程中出现了新的信息散播方式，然而它所承担的动员信 息传播渠道的功能对于集体行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其次，带有个人化特性的新媒 体对于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组织方式、抗争剧目与框架过程四个维度皆有所影响，集体行动需要采取与以往与传统媒体互动时不一样的新媒体策略，才能成功构 建动员议题并聚合公众认同。最后，新媒体改变了人们参与集体行动时的动机与认同，原有的公私边界发生变化，甚至可能改变集体行动这一概念本身的定义。

从社会治理的现实关照来看，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媒体与社会关系， 也让国家必须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就国家内部治理而言，新媒体的出现既 是挑战又是机遇，原因在于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社会动员的结构与形式，而掌握社 会动员机制的这一转变，社会治理则可以发展出相应的新媒体信息技术策略。对于转型社会的社会治理而言，另一个困难在于如何解决社会冲突，如何与非政府机构合作进行社会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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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麋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