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想穿越回明清繁华江南逛吃逛吃|上书坊

《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

作者：巫仁恕

中华书局　 2017年10月出版

32开　平装　 422页

定价：42元

从上述介绍的江南城市休闲设施，可以看到在空间变迁上有两个面向的变化。首先是许多休闲设施历经明清两朝的发展，呈现出由城市往市镇扩张的现象。诸如茶肆、酒坊、蟋蟀局、鹌鹑场，甚至是私人的园林，都不再只限于城市内，还逐渐普及于市镇。如明清时期一些关于江南市镇的记载，将市镇描绘成休闲设施非常多元之所，如《贤己编》记吴江县周庄镇内的情景：

乾嘉间，吴江周庄有褚添一者，名捕也。……所居周庄，烟户稠密，聚博演剧，每为之幸，篷寮栉比，舟舫云屯，约束井然，绝无滋事失物者，居行咸称感焉。

茶肆与茶坊不但设置在大城市里，在市镇上也相当普遍。市镇上茶馆之多，是其他行业所无法比拟的。例如太仓州的璜泾镇，据道光镇志的记载：“自嘉庆以来，酒肆有四五十家，茶肆倍之。”该镇之镇民有数千家，酒肆与茶馆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但此非特例，而是江南市镇的普遍现象。又如吴江县的盛泽镇，据1946年的调查，全镇有四十五家茶馆，其中九家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建立者有一，道光年间有三，同光年间有五家。各个市镇中茶馆的数量多寡，大体上可以反映出该市镇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还有一些市镇原本即是居交通枢纽的位置，因设酒馆待客而兴盛。如吴江县的八斥市，据清代县志的记载如下：

在三都东，离县治东南二十四里，地当南北要冲。明初居民仅十家，嘉靖间乃至二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久而居民辐辏，百货并集。明季庐舍毁于兵火，民多荡析。国初渐次安集，而市移于塘之东，迄今贸易亦盛，盖不减于昔云。

江南的茶肆与茶坊逐渐普及到乡村，与赌博有很大的关联性。就如《锡金识小录》形容酒馆茶坊：

至各乡村镇，亦多开张，此则近在数年以内，闻乡之老成人云：“由赌博者多，故乐其就食之便。”

晚清民初的江南乡镇志，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乡镇茶坊大半皆赌场，不但妨碍农工，甚至让人倾家荡产。尤其是雍正以后，在江南市镇流行的赌场，称作“宝场”，有许多就是设在茶肆里。

蟋蟀局的设置也是另一个由大城市蔓延到市镇的例子。如前述朱从延《蚟孙鉴》的记载，江浙斗赌蟋蟀设局的风气，最早最盛的地方是苏州，之后开始扩散到他地：

后苏州废而归昆山，昆山弛而聚于嘉善之枫泾镇，分而之松江。松江歇而之平湖，及昆山之斜路、朱家角，再散于各乡镇，非复旧时之盛矣。

开局的风气传播有两个方向，一是从苏州传到昆山县，再传到嘉善县辖下的枫泾镇；另一方向是传到松江府，再传到平湖县，以及昆山县辖下的斜路镇与朱家角镇。最后再散播到各乡镇。

然而，更重要的发展是许多休闲设施的内部空间出现阶层的分化，高级的休闲设施开始朝向精致化发展。如戏馆、游船、、酒楼、茶肆与浴堂等，都有类似的现象。先以戏馆为例作说明。雍正以后江南城市内形成的戏馆，与过去勾阑、广场、游船的场合有很大的不同：在建筑结构上已是固定又有遮蔽的剧院，而非临时性的搭棚；戏馆有职业戏班固定收费的公演，而非临时性聘请的公演；而且提供饮食的服务。可以确定的是，清代戏馆的出现，说明演剧的场所由晚明的流动性与临时性，转向固定性与经常性，亦即成为城市内固定的休闲娱乐场所。所以钱泳在《履园丛话》里说：

今富贵场中及市井暴发之家，有奢有俭，难以一概而论。其暴殄之最甚者，莫过于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时，哗然杂沓，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狗彘不能食。呜呼！暴殄如此，而犹不知惜耶！

戏馆的内部空间还有进一步的分化，这可以从刘鹗（1857～1909）《老残游记》中的描述看到。该书第二回提到主角到了山东济南府城，在城内的一家戏园“明湖居”观说鼓书的过程：

那明湖居本是个大戏园子，戏台前有一百多张桌子。那知进了园门，园子里面已经坐的满满的了，只有中间七八张桌子还无人坐，桌子却都贴着“抚院定”“学院定”等类红纸条儿。老残看了半天，无处落脚，只好袖里送了看坐儿的二百个钱，才弄了一张短板凳，在人缝里坐下。……园子里面，顶着篮子卖烧饼油条的有一二十个，都是为那不吃饭来的人买了充饥的。

引文里描述的戏园，不但多达一百张桌子，而且还有专门保留给高官订位的贵宾席，而且园里提供了小吃，即使没吃饭的观众也可以到此充饥。虽然刘鹗的时代已是清末19世纪，但是这样的戏馆应该在18世纪的江南已甚普遍。

江南的游船发展到了清代，内部空间也是愈加精致化。有关清代游船形制的记载，以苏州一地最为细致。如虎丘山塘一带的灯船：

船顶间有启一穴作洋台式者，穹以蠡窗，日色照临，纤细可烛。炕侧必安置一小榻，与栏楹桌椅，竟尚大理石，以紫檀红镶嵌。门窗又多雕刻黑漆粉地书画。陈设则有自鸣钟、镜屏、瓶花。

苏州当地人与外来客商都常租来宴客会饮的沙飞船，不但船制甚宽，而且艄舱有灶；大者可容三席，小者亦可容两筵。船窗为蠡壳嵌玻璃所制，桌椅布置雅洁，置有香鼎瓶花。值得注意的是玻璃窗的广泛应用，再如嘉庆年间金陵秦淮画舫的装饰也可见玻璃制品。由此可见，到了19世纪初，苏州与金陵的游船装饰经常出现玻璃制品。

关于青楼的内部空间方面，明中叶以后江南名妓所住的高级建筑形式，已成为各地城市内奢华建筑的代表之一；如嘉靖以后的南京，“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单是建筑的外观装饰，就已够醒目撩人。《炳烛里谈》就形容清代金陵的外观：“丁字帘前皆门临垂柳，间以紫薇；夏秋之交，红绿掩映。”在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从王九妈引领秦重逛的情景，看到内部的布置与陈设：

王九妈引着秦重，弯弯曲曲，走过许多房头，到一个所在，不是楼房，却是个平屋三间，甚是高爽。左一间是丫鬟的空房，一般有床榻桌椅之类，却是备官铺的；右一间是花魁娘子卧室，锁着在那里。两旁又有耳房。中间客座上面挂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铜炉，烧着龙涎香饼，两旁书桌，摆设些古玩，壁上贴许多诗稿。

以上描绘倒也并非全是小说家杜撰之词，如晚明南京名妓马湘兰，“所居在秦淮胜处，池馆清疏，花石幽洁，曲廊便房，迷不可出”。又如《板桥杂记》一书中谈到明末南京名妓李十娘所居之处，有曲房密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中构有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开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则种梧桐树二株，及巨竹数竿。每日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人称：“入其室者，疑非尘境。”的内部布置能够呈现如此“疑非尘境”的园林意趣与特质，绝非一般人家的居住条件。这就同士大夫文人的书房一般，是一种奢侈的物质文化消费所堆积而成。

江南的酒楼茶坊不仅提供饮食，其内部陈设与空间装饰，也是非比寻常。如扬州的例子，李斗就得意地说：“吾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出金建造花园，或鬻故家大宅废园为之。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箸，无不精美。”杭州亦是如此，例如城内吴山附近有许多民房开设茶店，其室“金碧交辉，雕梁画栋，匾额、对联、单条、屏幅，悉臻幽雅，悬挂各式灯景，玻璃窗棂，即瓷器均皆精致”。又如苏州茶坊酒肆集中地，一是城中的玄妙观，另一是阊门虎丘山塘一带。虎丘的茶坊，“多门临塘河，不下十余处。皆筑危楼杰阁，妆点书画，以迎游客，而以斟酌桥东情园为最”。扬州的茶坊酒肆还会利用大量的花卉作为装饰。据李渔《闲情偶寄》记载，藤花竹屏作为室内间隔的布置逐渐流行：“近日茶坊酒肆，无一不然，有花即以植花，无花则以代壁，此习始于维扬，今日渐及他处矣。”苏州的茶肆在装饰陈设方面，虽然没有扬州的茶肆来得炫目，但也会在菊花季时，购入大量菊花，置于庭院或大厅中，堆叠千百盆，并且绉纸为山，号称“菊花山”。

此外，苏州虎丘山塘一带的酒楼中，内部陈设如园林之景，系以山景园开风气之先。据《桐桥倚棹录》所载：

乾隆某年，戴大伦于引善桥旁，即接驾楼遗址，筑山景园酒楼，疏泉叠石，略具林亭之胜。亭曰“坐花醉月”，堂曰“勺水卷石之堂”。上有飞阁，接翠流丹，额曰“留仙”。联曰：“莺花几屐，虾菜一扁舟。”又柱联曰：“竹外山影，花间水香。”皆吴云书。左楼三楹，扁曰“一楼山向酒人青”，程振甲书，摘吴薗次《饮虎丘酒楼》诗句也。右楼曰“涵翠”、“笔锋”、“白云阳春阁”。冰盘牙箸，美酒精肴。客至则先飨以佳荈，此风实开吴市酒楼之先。

有关茶肆内部的陈设，扬州一地的记载最丰富。如关于“小秦淮茶肆”的记载如下：

小秦淮茶肆在五敌台。入门，阶十余级，螺转而下，小屋三楹，屋旁小阁二楹，黄石岏，石中古木十数株。下围一弓地，置石几、石床，前构方亭，亭左河房四间，久称佳构，后改名“东篱”，今又改为客舍，为清客评话戏法女班，及妓馆母家来访者所寓焉。

由此可知，扬州著名的茶肆里，非常宽敞，有园林之胜外，还有不少建筑，且有供戏班与的住房。清代金陵的茶寮也有内部陈设如园林者，像幸春园茶社：“湖石嵌空，梓阴蔽日，林亭点缀，郁为茶寮。”然而，城市里一般的茶肆或茶坊，和酒楼相似，都是楼房建筑。无论是茶坊或酒楼，在其内部空间的运用上，也出现和戏园类似的阶层分化情形；亦即楼上是专门提供有身份地位的雅座或贵宾席，楼下则为一般客人的座位。如《清稗类钞》有一则关于上海茶肆的小故事：

上海北四川路之侨民，以东西洋人及广东人为多，其妇女皆天足也。自余各省，亦间有之，土著则绝少。有施少兰者，好天足，落拓不羁，常至北四川路三多里口之茶肆品茗，然不于楼上而于楼下，以来往之妇女多，可作刘桢之平视，不必倚楼俯察，以耗目力也。或问之曰：“君亦上流社会中人，盍不上楼品茗，而自亵乃如此乎？”少兰曰：“吾在此，看洋广杂货也。”

这则故事显示，所谓的“上流社会中人”都是上楼品茗，坐楼下则是有失身份。

浴堂的发展也是呈现阶层分化，尤其是在扬州的浴堂，走精致化的路线。据《扬州画舫录》形容浴堂内部的设施如下：

并以白石为池，方丈余，间为大小数格。其大者近镬水热，为大池；次者为中池；小而水不甚热者，为娃娃池。贮衣之匮，环而列于厅事者，为“座箱”，在两旁者为“站箱”。内通小室，谓之“暖房”。茶香酒碧之余，侍者折枝按摩，备极豪侈。男子亲迎前一夕入浴，动费数十金。除夕浴谓之“洗邋遢”，端午谓之“百草水”。

又清人林苏门《邗江三百吟》关于扬州“混堂”的描述：

澡身之地，名曰混堂，城内外数以百计，凡堂外有立箱，有坐箱，有凉池，有暖房，有茶汤处，有剃头修脚处。堂内之池取乎洁，用白矾石，界为三四池。水之温凉各池不同。午前留头堂，虽混而不觉其混。午后人多，未免混矣。

从上述这两则记载，看到扬州的浴堂，不但备有茶酒，还有专门的侍者提供按摩服务，费用可高达数十两银，且居然在扬州城内外就有数百家这样的高级浴堂，可以想象当时扬州的消费力量惊人。

不只是扬州，清代苏州的浴堂也分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价位，以至于顾客群也有差异。据《吴门补乘》记载，当地的浴堂可分三类：

混堂，天下有之，苏州分三等：一则砌石为池，穹幕以砖，顶如团瓢，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辘轳引水，穴壁而贮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凡负贩者、屠沽者、疡者、疕者，纳一钱于主人，皆得入澡焉，是名馒头顶混堂。一则白石甃池，覆池以屋，虽号清泉，终同裸国，君子不入也。一曰京式盆汤，则版夹为室，室置澡盆，两旁麟比，下穿地衖。墙外举火，而火通于衖。纳钱七文，则人占一室。下帷盘礴，虽霜晨冰夕，暖如春融，衣冠之子赴焉。始于三茅姑巷四宜轩，既而都亭桥有二乐轩。

上述三类浴堂，用现代的语言来形容的话，第一、二种如同是大众浴池，第三种则是个人汤屋。而第一种索价只要钱一文，第三种则要七文钱，显然第三种是较高级的浴堂。再者第一、二种对所谓“君子”辈、“衣冠之子”而言，都是袒裼裸裎于众人面前，所以他们都会选择第三种较高级、花费较高的浴堂。即使如此，苏州浴堂的精致度与价位，仍不如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