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自《媒介、风险与科学》（媒介与文化译丛），[英] 斯图尔特•艾伦著，陈开和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
要给“科幻小说”下个正式定义，立马就会遇上一个明显的难题：“科幻小说”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混合体。至少，把“科学”与“小说”联结起来，自然会引起高度矛盾的联想。试图让这两个元素维持某种平衡，这正是“科幻小说”有别于其他较为接近的文学类型（如恐怖小说或奇幻小说）的地方。但进一步检视，我们仍会清楚地发现，不同的媒体内容正在不断地重新界定科幻小说的外部边界。因为何谓科幻小说的界定标准一直都在变化，科幻小说圈子的有些成员更喜欢用“SF”这个标签。SF可以用来指称科幻小说，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重新译成“科学神话”（science fable）、“科学幻想”（scientific fantasy）或“小说中的科学”（science-in-fiction）等等。当然，很可能会引起科幻小说界嘲笑的一个用词是“sci-fi”，因为这个词一般用来指那些不是真正的科幻小说迷们所喜欢的“低级趣味的科幻小说”（low grade pulp sf）。
既然有这么多语义上的对立，确实很难给科幻小说下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事实上，甚至有人认为，任何类似的努力都注定不会有结果，如果概念范围太窄或太小，还可能起反作用。即使下一个很粗略的定义，也应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的作家及其读者、听众、观众、评论者，以及那些能从确定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起源或地位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人。不管如何定义，如果具体到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或一档电视节目要被认定为属于“科幻”范畴，它通常需要具备一些相互关联的手法技巧、叙事符号和风格策略。这些特征非常令人熟悉，因而很难被解构或质疑，读者和受众可以根据这些特征，用特定方式来理解科幻故事——就像人们对西部故事、爱情故事和侦探故事也分别会有不同的预期一样。因此，科幻故事之所以能被辨识出来，是因为它遵循着一些特定规则。
为了厘清科幻故事的主要特征，这里有必要先简要追溯一下这种文学类型的历史。多位科幻小说史家认为，“科幻小说”一词确切的出现时间是1851年。具体则出现在英国作家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一篇关于科学诗意的论文中，题目是《一部关于一个古老而重要话题的认真小书》（A Little Earnest Book upon a GreatOld Subject）。该书第十章有这么一段关键的话：
大家知道，科学的世界里有着许多优美的诗意。一般民众越是熟悉科学研究中不断变化的主题以及研究过程的美妙，科学就会越快地传播和发展。科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寻求科学真理的过程和结果，同样都是光荣的事业。……
坎贝尔说：“诗歌中的故事，不是真理的反面，而是用温柔迷人的方式来比喻真理。”这句话现在特别适用于科幻小说。在科幻小说中，科学已经揭示的真理，可能与一个动人的故事结合起来，这个故事本身可能充满诗意而且是真实的。因此，科幻小说是以“生命的诗意”的包装，在传播一种关于“科学诗意”的知识。
威尔逊的论文在很多层面上都是很有意思的，但特别有意思的是，它强调了科幻小说的一种潜在作用：它有助于为“科学已经揭示的真理”提供一个通俗易懂的理性解释，使之广为人知。对科幻小说这一功能的强调，明显不同于那个时期出版的其他类型的小说，当时的奇幻作品（works of fantasy）更是完全出于娱乐读者的目的而编造各种奇思妙想。可以放进“其他类型”的，包括各种“推理”小说，更包括大仲马、纳撒尼尔•霍桑、维克托•雨果、菲茨-詹姆斯•奥布赖恩、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等人的“科学爱情故事”（scientific romances）。
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短篇小说《气球之旅》——他的“奇妙之旅”系列中的第一部——也是在1851年面世（他的第一部科学探险小说《气球上的五个星期》出版于1863年）。凡尔纳被很多当代评论家视为“科幻小说”之父，从他的小说中经常可以发觉他个人对寓教于乐的坚持。兰伯恩说：“在科学方面，凡尔纳基本上是自学成才，他与所有自学成才者有着共同的特点，总是急切地想把新学到的知识与别人分享。为出版商赫策尔（Hetzel）写的很多书，更是时刻把青少年读者放在心上。”（Lambourne 1999：147）有些传记作者认为，凡尔纳坚持自学地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始于他早年与探险家雅克•阿拉戈（科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的哥哥）的一次见面。在文学方面，凡尔纳从坡等人的作品中获取灵感，这一点他自己很乐意承认。凡尔纳多年来一直坚持把他观察到的科学现象写进小说，在小说中让广大读者欣喜地看到他对技术进步的预言式描绘。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地心之旅》（1864年出版，书中描述了旅行者从一座休眠火山穿越地壳的故事）、《从地球到月球》（1865年出版，书中描绘了太空旅行者由一个巨大的火炮发送到太空轨道的故事）、《海底两万里》（1870年出版，其中出现了尼摩船长的潜艇Nautilus）、《云之帆》（1886年出版，其中出现了一种由74个垂直推进器推动的重于空气的飞行器）。
然而，凡尔纳的目的明显不是要创作科幻小说（这个词要到很多年后才流行开来）。他写的大多数故事（其中有些是与他的儿子一起创作的）都是关于探险的，不少是充满想象力地描绘去往奇异地点的旅程，他只是借助科学来增加整个叙事的可信度。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凡尔纳的作品为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出现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坚定地拒绝滥用他称之为“不负责任”的科学推测，因此他的作品基本上属于科学知识范畴，也有一些原型出自当时刚出现的新技术。用文学批评家安杰诺特的话来说：“凡尔纳是个很矛盾的人，他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却没有提出自己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他是最后一位对工业化前景感到欢欣鼓舞的科幻作家，但他晚年的作品中又带有一些悲观主义色彩。”（Angenot 1979：31）安杰诺特所说的那些晚年作品，很可能包括反乌托邦作品《21世纪的巴黎》等等，但安杰诺特说凡尔纳是“最后一位快乐的乌托邦主义者”，这个评价还算公允。如果说凡尔纳的作品有时被认为文学价值不高（这往往要归咎于从法语转译的难度），那么他在抓住读者关于科学发展的奇妙前景的想象力方面，则是无与伦比的成功。
其他早期科幻小说先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作家威尔斯，这一点很容易确定。他的作品中常被科幻小说史家拿来讨论的有《时间机器》（1895）、《莫洛博士岛》（1896）、《隐身人》（1897）、《星球大战》（1898）、《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1901）、《未来互联网书》（1933）等。一般认为，在科幻小说这种文学类型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威尔斯给了它极大的推动。但威尔斯本人则表示，他的写作技巧不过是“把科学的进展创造性地运用到小说中”（引自Alkon 1994：43）。与凡尔纳对科学的说教式态度不同，，以便实践他对自己的要求，即就社会发展趋势提出尖锐批评。这样的写作目的，使得他常常疏于描述科技的精确细节，。
凡尔纳在1903年接受《TP’s周刊》采访时，批评了《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他直接指出了这篇小说中存在的这种矛盾状态：
这是很奇怪的，而且——我还想说——是非常英国式的。我没看出他的作品与我的作品有什么可比之处……我觉得他的故事没有很好的科学依据。不，他的作品与我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类的东西。我运用了物理学。他编造了物理学。我的小说主角是先坐着炮弹，然后从炮弹中出来登上月球的。完全没有胡编乱造。他的小说主角是坐着飞船去火星的，他说那个飞船是用一种能够脱离地心引力控制的金属材料做成的。那真是太神奇了，但把那金属给我看一眼吧！让他造造那种金属。（转引自威尔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2001年再版后记）
很明显，虽然凡尔纳的确精细地计算了从火炮中出来的逃生速度和转换时间，但他提出的用火炮把人送入太空的设想，并未比威尔斯喜欢的办法实用多少。这里的问题仍然是，威尔斯在大胆地超越了浪漫科学所带来的叙事限制的同时，没有尊重科学事实和数据，而后者正是凡尔纳所推崇的。事实上，威尔斯的小说中所隐含的科学是不可信的，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但这话有时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他在小说中提到的一些见解明显来自他在伦敦科学师范学校（后改名为皇家学院）学习时所获取的生物学知识。在那里，他曾师从像托马斯•赫胥黎（达尔文进化论的热烈倡导者）这样的名师。
威尔斯毕业后当了一名理工科教师，生活近乎赤贫，于是开始了卖文为生的生涯。1895年，年近三十的他出版了第一部科幻小说（当时可能还不这么叫）《时间机器》。这部小说一面世就获得成功，广受读者和评论界好评。这是一部短篇小说，描写一个时间旅行者被送入802701年的故事。这位旅行者在802701年遇到了一个分为两个阶级的社会：莫洛克斯族生活和工作在地表之下，艾洛伊族则在地表之上享受着田园牧歌式的舒适而颓废的生活。这部寓言式小说，表达了威尔斯对西方社会的深刻批判。在随后几年出版的每一部小说中，他都力图以出人意表而又扣人心弦的方式，把抽象的科学原理生动地描写出来，并总是与他对社会（有时是对人类自身）的批评结合起来。在这方面，1898年面世（这之前曾连载过）的《星球大战》最为成功，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星球大战》是威尔斯的第五部小说，生动地描写了火星人侵入地球的故事。尽管地球上的军队协同作战，奋勇抗敌，但人类几乎所有的抵抗行动都在火星人杀人机器的热光线发出的“发光的绿色烟雾”中瞬间蒸发消失，，都被火星人的金属圈套捕获。火星人随即前去摧毁伦敦——那座城市正在快速疏散居民，最后，火星人被一种微生物细菌征服了，他们的身体对这种细菌没有抵抗力。这部小说绝不仅仅是一篇空洞的灾难故事。小说的开头段落就以带着自我反省的语气（通篇小说都细心地贯穿着这种调子）写道：
没有人会相信，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一种比人类更伟大但又与人类一样只有有限寿命的智能生物正敏锐而密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也没有人会相信，当人类正被自己的各种烦恼所纠缠的时候，他们也在被细致地观察和研究着，细致到好像一个人用显微镜观察一颗水滴中大量涌现的转瞬即逝的微生物。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来来往往，对他们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无限得意，信心十足地以为他们能够主宰各种事务。显微镜下面那些可怜的微型虫子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没有人想过太空中的古老星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威胁，或者他们想到那些星球的时候也只是以为那里根本不可能有生命。回想过去的一些思维惯性，真是很奇怪。地球人顶多只是想象着火星上或许有另一种人类，他们比人类低级，非常欢迎人类带着拯救的使命奔向火星。然而，越过太空的浩瀚鸿沟，那些我们以为和我们一样的头脑，其实是与已经灭绝的野兽一样的头脑，他们智力无边，冷酷无情，用嫉妒的眼睛眺望着地球，逐步而又坚定地制定着对付我们的计划。在二十世纪初期，人类终于大梦初醒。
这一段对入侵地球的火星人的描述，加上本章开头引用的那一段细节描写，挑动了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种情绪。正如奥尔迪斯所说，威尔斯的火星人“是一种让人极端害怕却并不恐怖的生物；火星人的意象出自一种精巧的承认，即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骨肉同胞”（Aldiss 1973：119）。这部小说不是简单地把罪恶外在化，或者说把罪恶推给人类以外的生命，相反，作者是在恳切地希望读者能认识到人性本身就存在着为恶的倾向。火星人的帝国主义动机，与人类历史上各国之间彼此争战不休的事实正相吻合，此外，小说可能还预示了人类最终将对遥远的星球进行殖民。不管怎样，就像奥布赖恩所说，这部小说“对英国科幻小说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它开始，引发了许多黑暗的、反乌托邦的、往往是严酷的关于世界末日善恶之战的想象”（O’Brien 2000：50；此说还可参看King and Krzywinska 2000；Roberts 2000）。
凡是读过威尔斯小说的人，今天很可能都会对这些小说惊人的预言能力印象深刻。威尔斯在小说中展示了他预知科学发展的天赋，比如，早在裂解原子成为现实之前的数十年，他就在《获得自由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1914）一书中预言了这一进展。在美国的原子武器发展计划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Leo Szilard）后来回忆道：
1932年，当时我还在柏林，我读了威尔斯的一本书，书名是《获得自由的世界》。这本书写于1913年，即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威尔斯在书中描写了发现人工放射能的情形，并把这一发现的时间放在1933年——后来确实是在这一年发现的。接着他描写了大量释放原子能用于工业用途、原子弹的发明，以及明显是以英国、法国，可能还有美国之间的联盟为一方，与以中欧强国德国、奥地利为另一方的一场世界大战。
带着从威尔斯小说中获得的灵感，西拉德开始研究如何才能让原子核的系列反应持续下去，最终他找到了一种方法，以英国海军部的名义取得了专利。他相信“作家的预言可能比科学家的预言更准确”，这种可能性意义深远：“我知道‘维持原子核的系列反应’意味着什么——这是因为我读过威尔斯的书——我不想把这项专利公开”。西拉德适时地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于是一个委员会成立了，该委员会随后制定了“曼哈顿方案”，该方案就是二战期间最机密的原子弹制造计划。科学“小说”与“事实”之间的分别就这样被决定性地改写了，用西拉德的话来说，威尔斯对原子战争的描写“转眼间”就变成“真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