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鸣堂·文事】李军雷:晋城文化史上的二位“李先生”
晋城虽然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却是一个缺少文化的地方——这是我的个人浅见。为什么？盖因晋城缺少文化大家的缘故。放眼两千年历史，或者从隋唐算起，晋城能够进入中国历史文化殿堂里一等一的人物，几乎没有。不像临近的临汾运城，一抓一大把，随便挑出一个来都是震古烁今，王勃、王维、王之涣、关羽、柳宗元、司马光……，让我们如何比的？
为什么缺少文化大家？最主要的原因是缺少家族文化的传承。托尔斯泰讲，培养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培养一个文化大家至少需要六七代的涵养。就拿晋城不太多的大家族来讲，陵川郝氏家族，到郝经时，至少已经历了八代；而阳城陈氏家族，到陈廷敬的时候，至少也有了七代。然而，类似于郝家和陈家这样的大家族，在晋城并不是很多。即便有，能够传承十代以上的也几无踪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晋城独特的地理位置所致，由于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每一次战争就是一次清洗，每一场战乱就是一次是对文化和人才的摧残，所以，离乱之所，难以为继、涵养不足，导致很难出现像河东裴氏，太原王氏那样绵延几十甚至上百代的大家族。
尽管如此，值得庆幸的是，宋代以降，晋城至少产生了两个文化高峰时期，一个是金元，一个是明末清初。两个高峰期的显著标志就是一大批文化名家和文化大家的产生。晋城人公认的看法，这两个高峰期产生的原因，第一是程颢任职晋城县令后，推动了晋城教育事业的发展，儒学兴盛一时，造就了金元陵川和高平地区的文化繁荣局面；第二是明代泽商兴旺之后，十分重视子孙的教育，以耕读传家为本，重视功名，带来了明清沁河沿岸文化的兴盛。
文化首先是人化。文化是靠人来传承的，尤其是本地杰出的精英人物，他们依靠个人的影响力，对于文化的传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晋城文化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全和繁衍，特别是在隋唐以后才迎来文化高峰期，非常重要的原因，和两位本乡本土的“李先生”大有关系。他们，一位是金代状元李俊民，一位是明代尚书李瀚，正是以他俩为代表的晋城文化精英们的承上启下，加柴添薪，才有了虽不够辉煌，但也还值得骄傲一下的晋城文化。
李状元整理“郡故”之功
（图片来源于网络，但不是作者想象中的俊民先生的样子）
李俊民是晋城历史上唯一一个生于晋城，长于晋城，扬名于全国，却服务于晋城，最后终老于晋城的文化大家。
1200年，25岁的晋城青年李俊民离开自己的家乡，从府城附近的崔庄出发，穿越茫茫太行，以经义第一的身份到金代都城燕京（今北京西南）任职。他得到的官职是应奉翰林文字，这是一个七品的官职，官职不高，却是皇帝的贴身秘书，负责为皇帝草拟各类文告，并对国家大事提出建议，位置相当重要，因此，只有状元才能不需要任何履历，一步到位担任此职。金代文坛领袖，对元好问有知遇之恩的赵秉文，在1185年（金大定二十五年）考中进士之后，是先从县簿（副县长，九品）干起，经历了近六年的基层考验，到1190年才入为应奉翰林文字。所以，可以想见李俊民的少年得志。
然而，高起点并没有带来快速的升迁和提拔。因为个性雅淡，不喜钻营，李俊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用，除了日常公务，他更多的是充当了金章宗完颜璟文学老师和顾问的角色。金章宗有一首载入史册、备受赞誉的绝句《仰山》：“金色界中兜率地，碧莲花里梵王宫。鹤惊清露三更月，虎啸疏林万壑风。”这首诗被称作金章宗的代表之作。然而，我在读李俊民《庄靖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他的《游青莲二首》，前四句为：“闲携方外友，同谒梵王宫。山吐三更月，松摇万壑风。”大家看，何其似也！我想，金章宗的这首诗歌要么出自李俊民之手，要么是经过了李俊民的指点，而李俊民想来也十分喜欢这几句，于是，经过改造之后，用在了珏山上，虽然不如金章宗那首有名，但是，李俊民此诗无论是格局，还是文风的清雅空灵，要胜过金章宗那首很多。
在金章宗身边工作七八年之后，1208年，金章宗去世。一朝君子一朝臣，继任者卫绍王昏庸无能，李俊民被外放至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任县令，只不过，这个县令还兼任朝请大夫，是五品的官职。在沛县为官期间，因为看到河水突然浑浊不堪，李俊民认为是不好的信号，加之在朝廷工作多年，看到了朝廷的腐败，深感天下要大乱，于是在1212年，经过请托回到了家乡担任沁水县令。此时，由于连年干旱，蒙古兵不断南下侵犯，太行山的雄险也未能阻挡住蒙古兵的铁骑，公元1214年二月初一，蒙古兵攻陷泽州，李俊民不得不逃到河南避难。逃难期间，李俊民于福昌曾与元好问有过交往，元好问在一首名为《摸鱼儿》的词中曾记述了这次会面，可惜的是，两位与晋城有关，被誉为金代文坛翘楚的大家的交往，在文学中仅出现了这一次，真是惊鸿一瞥，既让人惊喜，又颇觉惋惜。
20年后，公元1234年，蒙古兵攻陷蔡州，金朝灭亡。李俊民成为金朝遗民。此时，已经离开晋城20年，从中年步入老年的李俊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是被泽州郡守段直恭迎回来的。在那个动乱之际，蒙古兵四面出兵，人手有限，攻占一地之后，只能依赖本地汉族豪强来经略，以期能够供应赋税和征战所需要的粮草。于是，望族段氏以其实力和干练成为泽州长官。
从1235年直到李俊民1260年去世，25年间，除了偶尔到河南小住，大部分时间，李俊民应该是在晋城和陵川度过的。因此，“段李组合”也成为泽州文化得以保全和兴旺的“福音”，也成为晋城历史上政客与文人的最佳拍档。
战争是残酷的。战乱平息之后，1235年，当地政府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整个泽州及所司晋城、高平、陵川、阳城、端氏、沁水六县居然只有九百七十三户，要知道，最高峰时，泽州的人口为四万户！
此情此景，让年届花甲的李俊民先生痛心不已，他叹道：“生斯世者何不幸邪！百六之数莫能逃邪？死者已矣，生者倒悬，何时而已邪？上天之祸，如此其酷，尚未悔邪？”
把如此灾难归于上天，老先生也是有难言之隐啊！不过，出于知识分子的担当，老先生开始开足马力，在段长官的支持下，启动了晋城文化的拯救之旅。
他大概做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开馆授徒，提携后进。状元开馆授徒，想来不仅是轰动泽州的大事，在整个华夏也是颇具影响的文事。有很多外地的学子不远千里来晋城求学。一时间，晋城成为天下的教育中心。（所以说，不在乎地理位置怎样，关键是要有大家的支撑啊。）比俊民先生小47岁的郝经，在追随忽必烈南征的途中，在他的《宋两先生祠堂记》中叙述了此事，他说：“泰和中，鹤鸣先生俊民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先生的教学为晋城文化的兴盛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忽必烈曾亲自下旨，让俊民先生举荐人才，泽州学子刘璋、张贤、张大椿、申天祜等由此获得了进入元帝国高层的直通车，得以崭露头角，登堂入室。
二是撰写碑记，延续文脉。所谓盛世修庙。段长官治理泽州一定是取得了相当好的政绩。一时间，泽州大地重修庙宇之风盛行。俊民先生自觉地担起了撰写碑记的重任。他之所以这么做，一则是重拾历史，对晋城的过往予以追述：二则是启迪未来，不忘中华传统文化之根：三则担负教化之功能，教人向善。至今，在陵川西溪二仙庙内还存有一块碑刻《重修真泽庙记》，是俊民先生72岁高龄时撰文并书丹，字体清秀古雅，尤为珍贵。事实证明，晋城的历史正是有赖于这些碑刻的记载，不仅流传至今，而且还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金元文化最有益的补充。不仅如此，俊民先生还为当地人写的书作序，为新修的房屋作记，为各类祭祀活动写疏、作表、写青词，甚至还写了大量的上梁文，其中，最值得推荐的有两篇，一篇是《泽州图记》，完整地记述了晋城的历史，是老先生担心因为战乱泽州历史断代而写下的，透着一片拳拳心哪！另外一篇是《岁寒堂记》，记载了泽郡（即府城，与晋城不在一处）南关一名姓“乐”的节妇勤俭和辛劳的一生，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风貌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文献参考价值。
三是写诗作词，文学“晋城”。先生最主要的成就在诗词，纪晓岚所著《四库全书》中评价，“文格冲淡和平，具有高致，亦复似其为人。虽博大不及元好问，而生平志节约略相等，实可谓无愧所学者矣。”作为一名后辈的晋城文化人，我有时候最感到无奈的不是现在出去以后大家对晋城不了解，而是翻阅文学典籍，晋城（泽州）的名字很少出现在那些知名的诗词中。直到遭遇到先生之后，当读到他的《庄靖集》，才算是慰籍了我的这个遗憾。相比较晋城有一定成就的文学家，先生的诗词大多是在晋城写的，大多是写晋城的。他写太行山，写碧落寺，写青莲寺，写司马山（白马寺山），写那个年代里晋城人的生活，也因此，晋城在古诗词中总算有了一席之地。我前面提到的那首《游青莲二首》，把珏山之美景描写的清幽雅致，实在是不亚于杜甫之《望岳》啊。“山吐三更月，松摇万壑风。”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比之下，我觉得一点也不逊色。我喜欢的还有先生的《下太行》，“山中日日半云闲，不见闲云只见山。君去试从山下望，青山却在白云间。”还有《雨后》，“春空蔼蔼暮云低，飞过山前雨一犁。明日却寻归去路，马蹄犹踏落花泥。”其清丽的文字实在是打动人心！放之于唐代的话，哪一个不是顶尖的作品啊？！虽然晋城也不乏元好问（在陵川求学六年，写了很多晋城相关的景点）、郝经、陈廷敬、杨豫成等优秀的诗人，但是，论书写晋城风光之丰富与成就，无人可以超越李俊民先生的。如果说程颢奠定了晋城文风兴盛的教育基础，李俊民实在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集大成者，是金元文化的高峰和代表性人物。我以为，文学晋城的高度，至今来讲，仍是庄靖先生、鹤鸣老人也。
俊民先生高寿，活了85岁，实属那个年代之奇迹，就这一点，足以让元世祖忽必烈讶异、尊崇，成为先生的追随者和铁杆粉丝。所以，他在认识先生后不到两年，竟连发五道旨令召唤，其仰慕之情跃然“旨”上。
李沁水出版“典籍”之力
（李瀚画像，来自网络，是这个意思）
李沁水名叫李瀚，生于1455年，卒于1535年，也是长寿人，活了81岁。李瀚字叔渊，号石楼，沁水石楼(今国华村)人，明成化十七年(1481)，27岁时中进士，是明代一位出名的好官。史书给他的评价是：“以风裁自持，不畏强御，所至以严正见惮，然持法平恕，人亦无怨言”(《世宗实录》)。说他有刚正不阿，严格执法，。
关于李瀚为官之功绩不是本文叙述的重点，暂时略过。窃以为，能够不畏大太监刘瑾之强权，不做清流，敢于坚持原则、维护法度，在那个年代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刘瑾之淫威在那个时代已经张狂到了极致，据说，他只要大点声说话，居然就可以让一位还算正直的朝臣当场尿了裤子。而李瀚在正德四年（1509年）任右副都御使时，刘瑾所谓亲信杨镇仗势大肆贩卖私盐。事发之后，太监刘瑯将所有财物据为己有。刘瑾以此事讥讽御史台长等人懦弱无能，李瀚挺身而出严词以对，痛斥杨镇、刘瑯等人的舞弊行为，众人无不为其担心。刘瑾见状，只好命李瀚前去处理此事，想乘机抓住李瀚把柄。李瀚秉公依律，命刘瑯交出所侵吞财物，并免去其官职，使刘瑾抓不住任何口实，。
史书的记载总是冷冰冰摆个面孔，一本正经在叙述。在我的想象中，李沁水一定是个面容白净、个子挺拔的帅哥级人物。因为沁水自古出帅男嘛！当然，男神李沁水更让我们尊崇的是，他是一个纯粹的出版家、藏书家。
作为出版家的李瀚对书籍有着一种异乎常人的嗜好，现在能掌握到的史料来看，他至少干了四件值得晋城人乃至中华文化永远称道、永远记住的事情。
一是出版《庄靖集》。李沁水在为官之余的主要业余爱好是收集晋城籍作家的文集。其中，状元李俊民的文集是重点之一。李俊民去世后，他的文集是由段直主持出版的。到明代时，已经散失殆尽。“予乡郡晚生，自知学以来，即知向慕（俊民先生）；宦学四方，购求先生之集，其饥渴之于饮食。比得之，惜其本存无几。复恐散失，因托山阳尹常在镂梓，与四方雅博君子共之，使吾郡实因之而增重。而先生之德、之学，抑岂吾一郡之所得私耶！”这是正德三年（1508年），李瀚先生在正式出版《庄靖集》的时候书写的序言。大概的意思就是求学期间就仰慕李状元的为人和学问，四处寻找他的文集。找到后又不想一人占为己有，想让晋城人和天下人都读到先生的作品，了解先生的道德，所以重新刊刻。真是其心可鉴，其情甚切哪！事实上，如果没有沁水先生的这个举动，《庄靖集》也许真的就湮没于红尘，后世终将难见了！
二是出版《陵川集》。作为陵川晚生，郝经先生自然是笔者的偶像，先生之气象万千、雄浑博大，实在让笔者敬仰。然而，当翻阅郝经先生的《陵川集》时，于各类序中，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李叔渊。《明刻本陈凤梧序》中讲到，“吾大宪长李先生叔渊博学好古，以公（郝经）乡先哲也，景慕之尤深。求其集逾二十年始得全帙，如获拱璧，遂手校而刻之梓以传。”那年是正德二年（1507年），不知为何，李瀚没有写序，而是请了同僚陈凤梧代笔。之后，李沁水的版本继续流传，到清代时，《清刻本陶自悦序》《清刻本王鏐后序》中都讲到，李瀚是在楚地（湖北）鄂州为官期间得到《陵川集》的刻本而重新刊刻的。也因此，《陵川集》得以传世。花费二十多年寻找郝经的《陵川集》，先生用情之深切，实在是让后辈感动啊。
三是出版《中州集》。既然把乡人李俊民和郝经作为偶像，遍寻其作品，几十年如一日而不敢稍有懈怠。那么，对于在陵川求学的元好问的作品，自然也是李瀚先生心心念念想要得到的。实际上，元好问的作品是先期就已经刊刻的。时间是弘治九年（1496年）到弘治十一年（1498年），三年间，李沁水完成了自己的夙愿。1496年，出版了好问先生的《中州集》，1498年，出版了《遗山先生文集》。其中，《中州集》邀请同僚严永浚校对并作序，《遗山先生文集》由李沁水自己操刀。谈及出版此书的目的，李沁水说，“是书非一家一邑所得私，当与天下后世共之。”这种分享精神，正是先生孜孜不倦地执着于此事的意义所在。
四是开化引领沁河文化。李瀚是明清沁河文化得以繁荣兴盛的领头羊和标杆性人物。1481年，李瀚高中进士，之后，沁水科甲连绵，名官辈出，名流很多，如常伦、陈策、、张五典等进士出身者，多多少少都受到李瀚的影响，流风所及，、张慎言直至陈廷敬，其源头，都可以找到李瀚先生这里。不仅如此，古代沁水在李瀚之前，很少有文士写诗撰文，自李瀚有一批诗文传世后，影响了一大批沁水文人开始写诗撰文。这个时间的起点正是正德六年（1511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彼时，56岁的李沁水告老返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沁水，到其1535年去世，在沁水生活了24年！24年间，他继续热衷于自己的出版事业，主持编修出版了《沁水县志》，保存并弘扬了沁水文化。史书记载：“（李瀚）居官不苟取，所得俸余止购海内图籍，故其家储有邺侯万卷云。”这万卷书想必也是带回了沁水老家，成为沁水学子们丰富的、取之不尽的文化源泉。
传承“二李先生”之精神
二李先生代表了对文化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创造者和弘扬者，如李俊民先生，目睹战乱后文化之凋零，亲自参与到文化的整理、弘扬和创造中，延续了晋城乃至中华文化之“血脉”，弘扬了晋城文化之风气，创造了晋城文化新的“血液”。另外一种是挖掘者和整理者，如李瀚先生，他深感金元以后晋城文化之不兴，遍求乡贤之文集，不惜重金，整理出版，既是对先贤的崇敬之心，又是对后世的引领之情，用心之苦，让我心生无限敬仰。
2016年2月28日，受邀请，参加刘润民市长倡议的晋城市文化界人士新春座谈会。会上，由于发言人太多，我没有轮上。其实，我只想提两个建议，今天，就借助这个平台来说一说吧，希望有关领导能够看到。
第一是建设晋城历史名人馆。
学习济南市的做法（在大明湖公园建有稼轩祠，泉城公园建有李清照纪念馆），在晋城较大的公园里建设晋城历史名人馆，不求有多大，只求精致，有文化内涵。比如在泽州公园里建设李俊民纪念馆，做个塑像，展示先生的诗文即可。同理，元好问、郝经、李瀚等都可以根据情况修建。
第二，设立两个基金。
一是设立晋城文化著作出版基金，或可命名为“李瀚出版基金”。大概拿出100万，每年出版10本书。让文化人自己报选题报作品，请国内出版专家审定，达到出版要求的就出版，并大张旗鼓推广宣传（赵瑜当年就是这样走向全国的），尽快推出我们当地的名家，尽快让他们走向全国。
二是设立晋城文化创作创意基金，或可命名为“李俊民创作基金”，每年拿出50万，用于文创作品的奖励，鼓励晋城文化人或全国各地的名家，用各种方式，包括文学、书法、绘画、摄影等，来创作晋城，创意晋城，丰富晋城的文化内涵。
当然，完全靠政府也不是个事情，如果有有识之士能够参与其中，大家共同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岂不美哉？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途径更加通畅，培养一个文化大家也许不再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时间了。
所以，创造一切机会，培育和打造晋城的文化名人、文化大家，实在是一项需要加紧去做的事情了。
而文化人也应该向两位“李先生”学习，扎根本土，潜心于家乡之文化事业，心有同行、相互帮衬、相互提携、相互促进，而不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相互拆台。
怀念二李先生，面向晋城未来，建设当下文化，这是本文的真正目的。向二李先生学习，丰富并提升晋城的文化，打造晋城的文化名人，久久为功，定有成效，这是作者的祈盼。
君以为然否？（681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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