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评《水浒》第二章:离奇的瘟疫

《水浒》一书明明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事情，为什么开篇讲了赵匡胤一条杆棒打天下之后，话风一转就扯到宋仁宗呢？

原来这里面是暗藏玄机的：

书中声言宋仁宗是上界赤脚大仙转世，许多野史也是这样写的。真实的宋仁宗是个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就连生个儿子也不会，只会做皇帝的家伙（百事不会、只会作天子，而且一作就是四十多年）。为政最忌折腾，好在仁宗知道自己水平高低，踏踏实实地做了枚，在位期间从谏如流，倒也是个合格的守成之君。

书中说嘉祐三年（1058），天下瘟疫横行，因此引出洪信前往龙虎山请张天师出山祈禳，意外放跑妖魔的事情。立即就有专家考证称，嘉祐三年没有瘟疫发生。对于这种把文学作品当信史看的学者，只能佩服其治学严谨了。翻检史料，嘉祐三年的新年第一天，开封城瑞雪纷飞，一个春天并无瘟疫发生。

北宋京畿、两浙、江南东、西路等地属于瘟疫高发区，这是因为上述地区人口密度大、经济发达，瘟疫的防控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在嘉祐二年夏天时候，京师确实有大饥疾疫发生（据《欧阳修书简》卷八记载）。

多少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名臣范仲淹卒于皇祐四年（1052年），嘉祐三年出现在朝堂上，只能是活见鬼了！《水浒》不是穿越小说，作者这样写大有深意：嘉祐三年发生了一件影响北宋历史进程的大事，名臣王安石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万余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目光如炬的王安石发现了表面上歌舞升平的帝国已经痼疾缠身，必须在疾在肌肤之时施以针砭。在上书中王安石指出，如今政事已经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为使大宋帝国长治久安，针对这些问题，。

哪知仁宗皇帝看了，认为文章条理分明、一气呵成，果然有大家风范，夸过之后就丢在了一旁。

直到事隔十多年，宋神宗继位，。只是史称“熙宁变法”的宋帝国自我救赎，在南宋初年就成为北宋覆亡的主要原因，王安石也成了千古罪人。宋神宗的出生也带有浓郁的迷信色彩，史书载“祥光照室，群鼠吐五气成云”。将一心富国强兵的皇帝埋汰成鼠辈，史官真牛。拿去世多年的范仲淹说事，只是隐讳的攻击神宗与王安石的变法。

在仁宗在位期间，范仲淹就主持过“庆历新政”的变革。严格讲来，王安石主持的变法不过是在完成范仲淹未竟的事业而已。二人的区别是范仲淹改革重点是人事，王安石则主要是财政。一个是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权柄，一个是动了人的钱袋子，下场如何不问可知。

从《水浒》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创作主旨来分析，显然，他将北宋覆亡是归咎于王安石的。因此，隐讳的写嘉祐三年全国大瘟疫，所谓天下盛行的瘟疫，不过是讥讽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流毒而已。

《水浒》作者的意思是：梁山好汉播乱山东，其种子在六十年前就已经播下了。

北宋的覆亡，、军政不修的缘故，如果没有王安石的变法，它的覆亡可能更早。北宋后的腐儒、学者囿于封建时代的专制不敢批评、指摘最高统治者，却争相将污水泼在改革家的头上。如果不思辨，就会为《水浒》作者所误导。

直到今天，《水浒》作者究竟是哪个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作者学做好事不留名，而是事出有因——

元末明初写白话小说，是见光死的行为。文人正当的工作是写诗著文，而写小说充其量是一种业余爱好。写小说是作孽，写讳淫讳盗的《水浒》更是要遭报应的：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记载，罗贯中编撰《水浒》，“其子孙三代皆哑”，是因为 “天道还好之报”；清人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道：施耐庵作《水浒》，子孙三代皆哑；金圣叹没有写《水浒》，只是点评了一下，与名著沾了个边，就身陷大辟（指其因“哭庙案”而被杀事），且绝嗣。

写个小说居然有如此严重的后果。搞到后来，许多明清小说不署名就成了共识。

《水浒》中有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傅，历史上实有其人，那么他最终去往何方？下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