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范伯群 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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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张爱玲所绘的白流苏。
张爱玲爱上海，也了解上海人。即使是香港传奇，其中的主角不少也是上海人，她善于写上海人，而她首先想吸引的读者群体是上海的“新市民”。因此，张爱玲以上海为她小说的地域特色。张爱玲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就写了一位在香港的上海小姐葛薇龙，而香港也是上海小姐眼中的香港。如果用上海话来评价葛薇龙，那么这是一位很“拎得清”的上海少女。她在父母离港返沪，自己欲留港求学而学费无着时，只好去恳求那位被她父亲视为败坏门风的姑母梁太太。她一看这位豪门姑母的家庭格局与成员构成，以及对待她穷人的架势，实在令她不安，以致她离开梁宅时，“自己觉得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如果梁家那白房子变了坟，她也许并不惊奇。”面对着这个鬼气森森的世界，她为自己打气：“可是我们到底是姑侄，她被面子拘住了，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可是一进了这座“坟山”，看到自己的房中衣橱里，姑母已给她做好了各色“在家与见客”的衣裙，她虽然偷偷一件一件试穿了；可是她立刻“膝盖一软”瘫坐下来：“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那种少女的虚荣心与警惕性时时还交织在她心上。她姑母叫丫环睨儿服侍她，不过是请一个训练她堕落的“辅导员”而已。睨儿告诉她在香港读书不会有出息，还是“放出眼光拣一个合适的人”。那时她已经有点“松懈”地说：“活到哪里算到哪里罢。”可是当姑母的老姘头司徒协送给她一只高贵的金刚石镯子时，她觉得这像“给犯人套上手铐一样”，预感到姑母已与司徒谈好了妥协的条件，要牺牲她了。她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可是三个月来“穿也穿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交际场中，也小小的有了些名了”。她只能叹一口气：“三个月的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知道自己变了，她愿意做一个新的人。她吵着要回沪，可是在去买回沪的船票时遇雨，她大病了一场……在病中她感到这场病一半是她自愿的，她下意识地觉得，她是“不肯回去”。那么，她既不肯学她的姑母，去给一个豪富的老头作妾，那么只能给年轻的浪子乔琪乔作妻了。虽然乔琪乔没有钱，但她自己可以去为他“赚钱”。到她“心甘情愿”时，她姑母才给她“上课”：“你这个人呀，脸又嫩，心又软，脾气又大，又没有决断，而且一来就动了真感情，根本不是这一流人才。”她才叹着气表示愿做她姑母的“学生”。她在学习中“居然成绩斐然”。从此，她就像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即使到了这个地步，她还是“拎得清”的：她在热闹的人海中还能感到“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在闹市上看见英国水兵挟持着中国的，她觉得她和她们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说一定要说有分别的话，那只是“她们是不得已的，我是自愿的！”她何尝是“拎不清”呢？当我们闻着这沉香屑的馨芳，看它的余烟袅袅时，我们只能感到悲怆：香港的大坟山“活埋”了一个“拎得清”的上海少女。
梁太太也是上海人的底子，可是她现在完全是香港的高等华人的作派。张爱玲一开始就用面网上的“绿宝石蜘蛛”等“道具”，以及将她在扇子后被阳光“筛”出来“像一只老虎猫的须，振振欲飞”的嘴脸等造型进行“暗示”，这哪里有一点葛薇龙所想的“姑侄亲情”？她是透过扇子的漏缝在窥视盘算：“不知道这小妮子是否有出息，值不值得投资？”就像上海里的老鸨在买“讨人”时，也要估算今后回收的利润率会有多少？而当她决定投资时，她就以睇睇与她争吵为由，叫睇睇的母亲将睇睇领回去。本来丫环睇睇就以她的妖艳作为梁太太引诱“鱼儿上钩的香饵”。关于这一着，睇睇是看得通明透亮的，她“滚蛋”之前就“一语道破”：“打替工的早来了。这回子可趁了心了，自己骨血，一家子亲亲热热地过活罢，肥水不落外人田。”经过培训，果然是可造之材，以致梁太太再也“舍不得薇龙”出嫁，干脆就将乔琪乔“招赘了进来”。一只青碧的小虫进了“绿宝石蜘蛛”的网，还有活命的奢望吗？
“梁太太是个精明人，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她是一个“者”。如果与曹七巧相比，她们是可以成立一个“协会”的。她们像饿过了头的“乞丐”，即使让她们“狼吞虎咽”，那饥饿感还是像自己的影子一样挥之不去。但是一个上海人的底子，又经过香港豪门耳濡目染的太太的手面就显然与曹七巧这个戴着金枷的“大老土”大不相同了。梁太太这位小型慈禧太后，将她这个小朝廷中的车马炮棋子摆得好好的，各人发挥自己的作用，最后当然是供她“老佛爷”享用。曹七巧家的事虽然发生在上海，但他们是避兵灾逃到上海来的“寓公家族”，一副封建老旧家庭的规矩。到她自己单门独户成家后，姜季泽再来挑逗她，被她在暴怒中轰走了：可是她又性急慌忙地“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戮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问得好！作家在小说中，将这个问题重复了两遍。梁太太与曹七巧在“真”、“假”的问题的回答上是截然不同的。曹七巧认为金钱是真的，为了“守”住她那用一生幸福换来的金钱，她宁可在“”的煎熬下成了“性变态”，那种变态的“报复”是可怕的，“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有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一直到自己也煎熬到翠玉镯子可以“推到腋下”，骨瘦如柴像骷髅。她死了，她还能“守”下去吗？可是梁太太却控制着她的小朝廷，令上下一齐出力，为解决她的“”而总动员。她是“进攻型”的，她“活埋”了薇龙，还能叫她的“鬼魂”为她卖力。到底是香港高等华人圈中“混”出来的“大手笔”！至于曹七巧的性格，许多同行作了经典性的剖析，倒不需我再饶舌的了。而且曹七巧作为一个文学画廊中的典型比梁太太有名得多。我们是在这里对一个已经死了的、一个还活得乐呵呵的两个“”者的“真假观”做些比较而已。
在张爱玲的笔下，再有如白流苏这样的“专业求嫁户”，也很有些“到底是上海人”的气派。她在这个老旧衰败的家庭中过得犹如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滚钉板”一样，四奶奶说出来的话之尖刻真是“针针见血”。趁着范柳原“抛彩球”而宝络接不住时，她就接了过来。流苏继承了她赌棍父亲的遗传性，也要在这“嫁人”上大搏一场。可是谈情说爱的结果是她只能做范柳原的情妇。当范柳原要到英国去半年，为她安排好了宽敞的房子，给了她经济上的保障后，她也只好承认现实了。她跟他的目的毕竟是为了经济上的安全，现在范柳原离开香港时，给了她所想要的东西：“她根本用不着为了钱操心了”。情妇就情妇吧。她的“幸运”是用香港的“倾城”的惨重代价换得的。他们在“断垣残壁”中真的恋爱了，结婚了：
柳原又道：“鬼使神差地，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流苏道：“你早就说过你爱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
过去的恋爱是“调情”，是假戏真做；现在的恋爱是正式登报准备结婚，是在“倾城”中由假戏过渡到了真戏。这才真叫作“天赐良缘”：范柳原已经乘了船驶向英国，他硬是被炮弹打回香港的。这才使“专业嫁人户”白流苏有了一个圆满的归宿。可是结婚后的范柳原再也不和她闹着玩了，他将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了。如此，白流苏能说是进了“银色保险箱”吗？我们以为，问题是不大的。“专业嫁人户”的实质是“专业嫁银户”（上海话“人”与“银”同音）。她上次离婚不也是弄到了一笔钱吗？可惜入股娘家的买卖给蚀光了。以后她的“人”再也不会回到娘家这块“钉板”上去了，她的“银”也不会将再投资到娘家的买卖上去了。我们正应该为这位上海少妇庆幸。她的确可算是进了“银色保险箱”。但她现有的地位，她的由假到真的过程，说起来也是无比“苍凉”的，因此，她至今“还是有点怅惘”。
张爱玲小说的地域特色是洋场，是沪港洋场。她笔下最活跃的是上海人和在上海发生的故事。“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俗世的情调”（ 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转引自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6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389页）。这些俗世的故事是中国老儿女们最喜欢听的，可是张爱玲的小说却又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隔阂，因为她是将古老的“梁祝”故事，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新市民是狂热地欢迎的。她是对都市通俗小说品质的一种提升：“衰败的旧家庭、没落的贵族女人、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日常生活，与新文学传统中的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成功地结合起来，再现出都市民间文化精神。因此她的作品在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上都是旧派小说不可望其项背的。……那些乱世男女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都市动荡环境下的市民们。应该说，这种乱世感对张爱玲来说是真实的”（ 陈思和：《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转引自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6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494—495页）。“张爱玲的艺术本能，使她在诸种矛盾的艺术因素间，找到并组成了她所需要的那一种和谐、统一。这里最基本也最足构成‘特色’的是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她对于生活、对于形象的接受、把握方式，是古典小说和流行的通俗小说所不能拘限的。她的作品使人看到，她怎样较为成功地调和了两者——中国旧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的不同情调，在似乎‘相克’的艺术元素的化合中，找到了自己的那一种‘调子’。”（ 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转引自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6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410—411页）中国当代的作家与评论家对张爱玲的“会诊”的结论是异口同声的。那么张爱玲能算是通俗作家吗？：“谁都可以读得懂，但懂的深度不同。雅的糖块溶解在不透明的俗的咖啡中，这里已经分不清是谁征服了谁，可以说是雅文学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俗文学的再生。如果注意到《金锁记》是在没有理论指导、没有集团约束的状态下问世的这一点，则似乎可以说明，新文学小说和通俗小说发展到各自的成熟期，二者在艺术上的结合，产生一批超越性的杰作，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五四以来的雅俗对立格局，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