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 跨越文化的思考与超越性别的书写——北师大驻校作家严歌苓入校仪式暨学术研讨会

跨越文化的思考与超越性别的书写

——北师大驻校作家严歌苓入校仪式暨学术研讨会

 2014年11月26日下午，作家严歌苓正式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和北师大文学院兼职教授。作为当年研究生班同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主持了入校仪式。担任驻校作家期间，严歌苓在北师大将拥有独立办公室可以进行写作与研究，同时也将面向学生举行写作讲座与交流活动。入校仪式后举行了“跨越文化的思考与超越性别的书写”学术研讨会。

“跨越文化的思考与超越性别的书写”学术研讨会合影 

严歌苓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与莫言、余华等是同班同学。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于2013年5月成立，莫言任中心主任，邀请了老朋友贾平凹、余华等担任驻校作家，而此次请回严歌苓，莫言自道是一个惊喜，因为即便做同学时，他在校园里遇到严歌苓的次数也不超过10次。严歌苓则感慨，当年大家是同学时还都是青年作家，如今都已成了老作家。

刘川生书记在致辞中回顾了北京师范大学独特的人文传统和悠久的文学创作传统以及推动中国文学能走向世界的理念。严歌苓女士作为著名的华裔作家，在中外文学交流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坛成就斐然。希望严歌苓女士在驻校期间弘文励教，培养北师大文学人才，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学。

童庆炳教授[长逝]认为严歌苓作品取材独特而广泛，其艺术已经成熟，并且在构思和讲述故事方面体现了很高的文学才华，也因此成就了自己，成就了文学。成为北师大的驻校作家，将有助于严歌苓将她自己独特的小说理论传授给在校师生，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更好的酝酿校园文学氛围。   

 文学院院长过常宝在欢迎辞辞中用“炉火纯青”来评价评价严歌苓高超的写作技巧，认为其作品《陆犯焉识》 以温润表现深刻，“让人沉醉、痴迷。” 严歌苓的丰富阅历、跨文化的背景，尤其是接受过美国著名文学写作专业的学习经历对文学院正在进行的文学学位教育而言特别重要。希望严歌苓多跟学生们接触，把丰富的文学经验、跨文化的见解传授给学生，促进校园的文学气氛。

关于作家培养

       在中国的50后作家中，严歌苓是最为系统接受写作训练的人之一。她198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学院文学写作系，获创意写作艺术硕士学位。她的履历，对于“文学能不能学”看似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但严歌苓认为，学习写作有一定的门槛，“比如我当年考舞蹈，你必须得有舞蹈演员的天生条件，要有长腿，要有柔韧度，要有弹跳力，要有爆发力，这是基础。如果你没有这些基础，这个门根本就不要跨。”

       在具备了这样的“跨门”条件之后，则需要进行刻苦的训练，不辞辛苦，学习很多参照对象，才能成为可以登上舞台的舞蹈家。作家也是如此，具有写作才能的人，写作课程对其非常有益：“人是懒惰的，在学校里，有阅读的纪律，有讨论的环境，有不断写作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在不断写作的过程中改善自己，确立一种写的纪律和方式。在大量的阅读当中，一边写一边参考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使人少走弯路，摸索的时候不那么艰苦。”严歌苓总结。

       但她又进一步认为，写作课程能够解决写作中的基本问题，比如视角转换等技巧，减少一个写作者自我摸索的阶段，“但就像电影导演一样，最终能不能成为大导演，这是教不了的。”

       严歌苓表示，她很愿意与学生一起解决怎样写的问题，“怎样写是最有趣的东西，体现了你个人的文字风格，体现了你个人的审美情趣。在相互的讨论当中，可以有很多有趣的进展。我看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趁活着讲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文学的思考和讨论，而校园正是能够提供这种滋养的场所，是文学知识和文学流行最快传播的地方。我能回到校园，和我的朋友们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做这件事，我感觉非常快乐。”

严歌苓首先表达了成为驻校作家的喜悦之情，并借分享《扶桑》中扶桑的拒绝的深层原因——对文化中以“救赎”为名而产生的的优越感的反感与思考，表达了希望通过此次与国内作家、学者、评论家交流的机会，减少误读，增进理解的意愿。

关于写作技巧

“严歌苓能来给写作专业的研究生讲课，确实是一个福音。她是真懂小说技术，我们是懵头懵脑地凭着感觉去写，她一定可以条理清晰地给大家进行写作技术方面的指导。”莫言在严歌苓入校受聘仪式时评价。

在一些批评家看来，严歌苓的作品在小说写作上具有“教材性质”。严歌苓那部并不算长的著作《花儿与少年》 ，被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誉为“所有写作的教科书” ，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到故事结构性的变化、表与里的差异、情感和理性的冲突、正和反的关系、道德和爱欲的冲突、道德和美学的冲突” 。陈晓明认为，在《花儿与少年》中，严歌苓将伤痛和优雅建构起了一种关系，使得那种伤到骨子里的伤痛非常优美。而且严歌苓和莫言一样，有时甚至可以完全依赖语言去推动叙事。其新著《老师好美》（2014年）就有这种能量。

陈晓明认为，严歌苓的作品技巧性非常强，不仅解决了中国小说最难解决的结构问题，且细节与语言之准确有力，足可推动叙事自己前进：“对广大的学习创意写作的人来说，严歌苓的小说是最生动的第一课。”

陈晓明尤其赞赏严歌苓小说中的动词使用，相比很多作家使用名词、形容词写小说，严歌苓则用的是动词，“严歌苓的动词不是局部使用，而是上升为情节结构的关键点，就几个关键的动词，就能够把整个作品的结构、人物的命运、情节的走向、情节的反转建立起来。”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认为，严歌苓的爱用、善用动词，与她对英语的领悟有关系，也对她跟影视叙事的领悟有关系。贺绍俊介绍，严歌苓的写作中体现了多重文化的叠加。在语言上，作为一个中英双语写作的作家，严歌苓将英语语言特点纳入汉语写作之中，使白话文与翻译体这两种原本不太融合的语言方式变得顺畅；另一方面，对多数中国作家，影视叙事是他们的弱项，但严歌苓却可以很好地将影视叙事和文学叙事结合起来，吸收彼此的优点。“这种多重文化的叠加是她的独到之处，也带来了她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多方面的，因此具有独有的价值。”

“我认为《梅兰芳》救了陈凯歌， 《归来》救了张艺谋。莫言说他看《归来》哭得眼睛疼，我看《归来》是泣不成声。 ”无论从电影界黄金一代重拾文学天梯，还是对文学作品的个体感受，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忠如是评论和描述无非是要佐证作家严歌苓文学创作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恰为众多国内作家高度认同。

 除了写作技巧与多重文化身份，令在场作家、学者感慨的，是严歌苓的敬业。作家白烨介绍，严歌苓已经写了20多部小说，“这个创作数量放在中国任何一个作家身上都是少有的。”严歌苓出国之后的创作，也与此类作家通常描述海外、留学生活的作品不同，在白烨看来，“给你的感觉是好像离开了，但作品又离我们更近了。她的作品不断介入中国当代文学生活到社会生活，这么强的介入，在海外作家中，除了严歌苓之外，确实找不到第二个。”

而作家格非感慨自己阅读严歌苓作品时，疑惑她的创作题材为什么可以这么广泛。在一起去过西班牙与德国之后，与她进行了交流，才知道严歌苓为所有作品都进行大量调查：“她为了一个作品的写作会在一个村庄里住上很久；为了理解一个运动员或者体育项目，她会花很多精力去调查、查阅文献，或者是参与体育项目的过程，她会花很多精力。严歌苓的写作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最先进的一种写作方式。在大家的生活经历都差不多的环境下，调查走访将是未来写作的重要方向，严歌苓已经先走了一步。”

《文学评论》编辑刘艳认为，近年来，国内很多作家写作过于依赖于新闻资料，但直接将新闻或现实用于小说，可能更是创作之弊病。“这种貌似深刻的写作，不管文笔多么洗练，内心的慌张还是可以感觉到了。严歌苓特别可贵的是她特别重视用亲身体验来写小说。为了写《妈阁是座城》，她真的去赌博，输掉了好多的钱。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关于跨越文化

但除了严歌苓好学的一些技巧、经验，陈晓明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严歌苓又是最难学的作家。“难学在于她的跨性别、跨文化。”

陈晓明认为，二战对于欧洲作家，是一个书写的富矿，不管是理论上或创作上都有很大的探索，“包括苏联也有卓越的作品出现。”但在中国，有关二战的叙事，似乎就被“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类叙述所一统，几乎封闭了其他的书写。在当代文学中，逐渐出现各种作品去打开这种封闭，而“严歌苓的打开犹为独特和出色”。

陈晓明以《小姨多鹤》为例，介绍严歌苓的历史视野，在一个流落中国的日本少女的命运中，嵌进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二战之后的历史命运。“她是在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背景下来书写女性的命运，将女性的命运和历史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尤其她的二十世纪并不是简单的编年史，也不是固定的历史套路，而是在历史变动的进程中，书写女性、人类命运。历史在不断地变异、不断地展开，并且和人物的命运镶嵌在一起。”

“我记得莫言评价奥尔罕·帕慕克时曾说过‘在海洋里、在洋流交汇的地方盛产鱼类，在文化交汇的地方盛产大文化和大作品’ 。 ”正如青年作家徐则臣援引的这一比喻，严歌苓跨文化的经历和书写格局，成为众多作家找到的其获得如此写作造诣的首要原因。

 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认为，《小姨多鹤》到现在仍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至今很少有评论者进入小说的核心。他以严歌苓1994年的短篇小说《女房东》为例，证明严歌苓在当时的女性写作，仍然是与陈染、林白等一致，“借用男性的讲述方式和价值观，逆向讲一个故事。”但到《小姨多鹤》，却体现了作者跨文化的思考和超越性别的写作。

孟繁华赞同陈晓明的观点，认为过去的战争文学中没有像《小姨多鹤》这样去思考战争的，“我们过去只讲正义战争、侵略战争、反侵略战争。只要命名为侵略战争的时候，可以血流成河，杀人如麻，对战争的狂热在我们的作品中得到了非常夸张的书写，一个最具体的或者极端的例子就是请战书像雪片般的飞向连队。在《敌后武功队》《烈火金刚》这样的二流的抗日战争作品里都能看到。对于二战我们之所以没有写出经典作品，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是存在问题的。”

 孟繁华认为，所谓小说结构，更包含内在结构，即历史观与价值观，“有的是我们不能超越的，像战争的问题、国共两党内战的问题。这个历史观，如果谁想超越，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长篇小说里写二战的作品，几乎都是二流作品。”而《小姨多鹤》所处理的是一个战争的边缘问题，战争结束之后怎么办？多鹤作为二战遗留下来的日本少女，，而她所经历的苦难远远多于中国人的苦难。而这个往往会隐含国家民族诉求或价值判断的故事。

人们之所以被严歌苓笔下的多鹤感动，不会因为她是一个日本人，不会因为她是一个日本遗留下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一个人，而正在于严歌苓跨文化写作的力量、超性别的意识。“严歌苓处理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是特别值得当下的大陆作家去认真分析、理解和学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二战重新再写起，我们的内战再重新写起，，可能就不会站在单一的意识形态或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而是用文学的方式去处理人、人际关系和人性。”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同样认为，今天的文学如何走出过去的意识形态逻辑，真正抵达人性应有的深度，严歌苓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路径。，更要摆脱国家、民族文化观念的遮罩。其实文学就是人学，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严歌苓写出小姨多鹤这样的人物，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是极为重要的贡献。

　　“我们这一代人将个人经历带入文学中时，正好遇到了中国百年不遇的历史转型，这其中既有疼痛感，也有晕眩的超现实感，这种混合成分进入到文学写作中以后，让每个人经历着变形和升华。这种文学性、历史性和人性之间的纠缠，复杂的、相互回响、相互照应的回旋，成为时代给我们这代人的非常珍贵的礼物。怎么对待这个礼物，在文学写作中，从真实的经历、经验到写作的转换，以及与历史转换形成的平行对应的关系是极为深刻的问题。而像严歌苓这样具有这么复杂广阔的跨文化经历，更重要的是抓住了历史赐予的机遇的作家并不多。 ”诗人欧阳江河发出了作为同时代写作者的感叹，同时表达了更深层的思考。

　　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为例，欧阳江河认为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逻辑。超越中国国内那一套老套的、官方的、媒介意识形态的逻辑，就有可能就落入另外一种同样老套的逻辑中，即西方资本的、市场消费的或冷战意识形态的逻辑。“落入哪一个逻辑，都对文学既是一种帮助又是一种伤害。 ”

　　欧阳江河指出，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别人结束的地方开始。比如，一个钻头到大地深处五十米的时候钻不动了，这个时候他思想的钻头开始起钻，他可以发掘到大地深处五百米的黑暗。欧阳江河认为，严歌苓出色的创作正是基于跨文化视野并走出文学的吊诡，在别人认为该结束的时候开始。以《小姨多鹤》为例，“它是一个反战的小说，却没有触及战争，而是面对战争之后，然后不停地回到整个战争的伤害、思考和残酷，以及人性达不到的虚无的地方” 。“在结束的时候开始才是真正的文学使命；在别人钻探终止的地方开始钻探，这也是作家的使命。 ”张清华表示认同。

超越性别的书写

“严歌苓的作品里有很多女性叙述，或者说是女性形象塑造，但她没有沉溺其中。一个能够‘蛊惑’众生的、一个有魅力的灵魂一定是雌雄同体的，她能表达出跟别人不一样的意味来。 ”这是作家周晓枫的肺腑之言。“她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把一个个体的‘我’变成复数的群体，或者说是面目不同的丰富的复数的‘我’ ，这个过程让我特别折服。 ”

周晓枫认为，严歌苓保留了特别好的初心和莽撞的天真。这些看起来对写作不那么重要的东西，让人到中年的周晓枫觉得越来越重要。“有的时候，技术理性可以帮我们免受伤害，好像走了很多捷径，让我们避免走很多弯路。但是，为了探索，不看安全须知，敢于头破血流的那种生猛，在写作了很多年的作家那里流失得非常快。 ”

　　情感和情怀，这是周晓枫眼中严歌苓创作的关键。“就像一个好大夫一定不是精密的医疗仪器，而是在数据之外那种莫名的难以概括的东西。好的写作者应该像口技演员那样，胸腔好比手风琴，容纳万千声音，像口技演员一样擅于模拟，能够靠自己的文字去模拟。严歌苓在这一点上做得特别好，她始终有特别汹涌的感情。我觉得理想的写作像蛇一样，终生在积累自己的鳞环，将每一个鳞环积累到自己的尾部，成为终生学习、终生成长的生物，所以蛇才给我们永生又有很多恐惧的感觉。 ”

　　周晓枫直言严歌苓更让其佩服之处：“我觉得她没有随着荷尔蒙的流失而降低情感的水位。我们说跨越文化、超越性别，所谓跨越和超越，这两个词其实是象征着自由。有了这种自由，想象力才有可能抵达，情感才可以抵达，判断才可以抵达，对世界的理解才可以抵达。 ”在周晓枫看来，严歌苓一直保持着非常独特的、不被约束的品格。她可以摆脱性别、文化、等级、制度、身份。“摆脱这些，就使她能尽量让自己文字的美和真不是宠物式的而是野兽式的。这是一个作家非常重要的元气。 ”

　　“在别人认为该结束的地方开始” ，周晓枫认同欧阳江河这样的评价。那么严歌苓的写作怎样在停止的地方掘进，怎样在别人钻头止步的地方继续开凿呢？

“我们知道深海中90%的生物都会发光，如果没有足够的肺活量、足够的沉潜、足够耐受孤独和压迫的能力，就无法深入发现海底这绚丽的世界。严歌苓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她的文字风格几乎可以用两极的形容词概括，温暖和凛冽，明亮和幽暗，柔情和力量感，诗意和荒谬。就像写什么和怎么写，她在同一时间、同一时空完成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她是具有超越性力量的写作者。 ”

　　陈晓明也认为严歌苓是在一种“大情怀、大气象”中实现跨越文化和超越性别意义的书写。无论是《小姨多鹤》 《金陵十三钗》 ，改编成电影《归来》的《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还是新作《老师好美》 ，严歌苓以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在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背景下来书写女性命运，将女性命运和历史内在结合，因此才有如此超越性别的力量。

-end-

注：以上内容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中国艺术报乔燕冰、澎湃新闻记者许荻晔。本次会议举办于2014年11月2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席、主任莫言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刘川生、资深教授童庆炳[长逝]、文学院院长过常宝、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孟繁华、白烨、陈晓明、孙郁、贺绍俊、张志忠、欧阳江河、格非、周晓枫、徐则臣、张莉、梁鸿、刘艳、梁振华、张国龙、熊修雨、刘稚等近30位国内著名作家、评论家、学者等围绕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我觉得文学到最最根本的时候，它应该是环球的，应该是globle的，应该是universal的，所以写最根本的是写到人性上面。我觉得任何民族都应该互相懂得。从佛洛依德和很多心理学家、哲学家都想发现人是个什么东西，人性是怎么回事。如果我只是写这样一个主题——人性，写的是中国人，但如果写到人性的根本上，就无所谓东方西方，他就是个人，我觉得文学就是人学。（我的作品）也不都是关于战争和女性，还有我对中国这么多年历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现当代高中教育，很多很的问题我都在思考和写作，现在的中国变化非常大，所以经常能听到非常精彩的非常有戏剧性的故事，所以我现在每年回到中国四、五次，听到这些故事就非常冲动，很有激情想写他们。我就会去这些故事发生的地方调查研究，做research，把这些故事彻底地挖掘出来，所以这几年我都是写当代的故事。

我觉得世界会关注中国，。中国作家也是更加希望自己的作品和经历被外国的读者知道和懂得，我觉得再2020年文学会变得更加精英，更属于知识分子，我说的“精英”是更加“elite”，因为现在大众媒体太多了，文学将会像诗歌、像芭蕾舞、像交响乐、像歌剧一样，属于更加能够在文化上有追求的人的一种享受，可能会变得读者少一些，但是这些读者的质量会更好。”

——严歌苓 （于2014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书展）

因为我的生命需要一种浓烈度，只有写作能够给我。你不求后果，不求一种利益，不会使你烦恼，写作是给你一个这样的世界，让你的人物来宣泄的其实是你秘密的情感。当然最根本的一点是，我想把中文写成经过我的手来创造的、很有“严歌苓风格”的中文。

——严歌苓（于2013年央视“开讲了”栏目）

她用自己写的故事颠覆了女性小说千百年来的套路

隐秘的疯狂是毒药—读严歌苓《老师好美》

《芳华》：行至不惊处 回看皆芳华

《舞男》：以一个时代，见证另一个时代

《小姨多鹤》不到位置的多鹤的一生 

那时我们都只有爱的冲动， 而并不知爱的艰险 

严歌苓《老师好美》：在极限处依然游刃有余

严歌苓长篇小说《舞男》中“我”的多功能叙事解析

“异域”与“历史”书写：

讲述“中国”的方法 ——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

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及其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