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包括思想史、文化史）上，有两次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时代，一次是“五四”时期，一次是新时期。在时代激变、社会转型、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年代，恰恰都是从安徽文化厚土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皖籍作家和当代安徽作家率先发出了最响亮的声音，前者如胡适、陈独秀，后者如鲁彦周。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的每一次文学浪潮，虽从不缺少安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探索的身影，然而却很少有文本能够穿越“文学史”严格的筛选和检视，进入“文学史叙事”序列之中。
在这里，我们以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代表性的四部“当代文学史”著作为参考依据，分别是北大洪子诚教授主编的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苏州大学朱栋霖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安徽文学”虽身处“中国文学”的庞大体系之中，却一直被排除在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之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汉语语境中，“文学史叙事”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叙事”，它代表了一种“国家视野”和体制性认可。虽然每一位编选者都非常自觉地以“现代学术视野”或“整体性文学观”作为建构文学史的前提，也都体现了研究者的独特见解和研究个性，无意于人云亦云或重复叙述，但“文学史叙事”的“学院派”特征、“主流意识”特征及“国家意志”还是显而易见的，存在着对地域文学遮蔽或忽略的可能。那么，“安徽文学”在文学史叙事中几乎集体失踪的事实是否可以说明这样的问题呢？
一、文学史叙事中的安徽文学
文学史叙事视野中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启蒙和现代性语境中开始，并在批判与反思的精神启蒙中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而这其中，作为地域文学的“安徽文学”，在本土性和传承性的努力上似乎总与文学史若即若离，这让“安徽文学”在“文学史”的价值体系中始终处于尴尬的境地。皖人陈独秀、胡适开“五四”文学革命之先的功绩，哪位新时期安徽文学家可以理直气壮地担当？这两位被文学史甚至文化史、思想史重新叙述和定位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安徽文学”的地域性概念，成为“安徽文学”曾经抵达而今只能仰止的高标。
而在四部文学史中，无论是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还是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文学史，或是兼及作品与史识，以内在的统一性的文学史观念建构起的具有整体文学观的文学史，对安徽文学的叙述都惊人地简略和一致。比如论述“反思文学”时，陈著中只有一处提到安徽新时期文学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鲁彦周及其影响深广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在洪著、朱著中也同样如此，而王著中则没有任何提及。无论如何，在地方叙事中，《天云山传奇》对鲁彦周及安徽新时期文学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小说在《清明》1979年第1期发表后，获得全国第一届（1977—1980）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为电影后更是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可以说是鲁彦周艺术生涯达到辉煌顶峰的标志。然而对于文学史叙事而言，获奖与否和成为文学史叙事的对象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文学史叙事首先考虑的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1]所以在洪著中着重论述的是王蒙、张贤亮、、刘心武；陈著着重探讨的是方之的中篇小说《内奸》、王蒙的短篇小说《海的梦》以及公刘的诗歌《哎，大森林》；朱著着重论述的是王蒙、刘心武、；王著则只论述了王蒙和张贤亮。相较而言，、，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2]“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普遍的启蒙意义，”[3]但与王蒙这样的小说创作艺术探索道路上的急先锋相比，还是显得稍逊一筹，无论是20世纪末的文学史（陈著和朱著）还是21世纪初的文学史（洪著和王著），都毫不犹疑地将专章专节给了王蒙，其“对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陈思和语），以及对西方“意识流”创作技巧的借鉴和运用，无疑都具有开风气先的意义和贡献，正如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和卢新华的《伤痕》（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在第一时间就抢占了文学思潮的先机，而这对于文学史叙事而言自然是无可回避的择纳因素。
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叙事”中，“安徽文学”是没有“代表”的。而与鲁彦周同期创作非常活跃的祝兴义、刘克、曹玉模、石楠等“安徽作家”也在文学史上集体消失了。如果再除去生于安徽颍上的作家戴厚英和生于安徽怀宁的诗人海子，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开端的1980年代对于文学史叙事中的“安徽文学”而言几乎是空白。
毋庸置疑，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兴盛的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四部文学史都特辟专章介绍了先锋作家和先锋小说，提及并重点论述的先锋小说家大同小异，比如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洪峰等，而只有朱著中提到安徽作家“潘军”名字一次，洪著、陈著和王著中都没有丝毫涉及。这是为什么呢？文学史的忽略和“吝啬”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对潘军的先锋探索进行审视。如果以1984年马原发表的《拉萨河女神》为先锋叙述实验的开端，1987年绝对是“先锋小说”的高潮，[4]而这一年按潘军的话说只是自己“写作生涯的开端”， 其代表作品中短篇《南方的情绪》、《流动的沙滩》以及《重瞳》等还没有出现，[5]相较于马原的“始作俑”意义，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自觉或不自觉的快步追随，潘军的确慢了一步，所以潘军的遗憾正在于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加入到这一群最原创的先锋队伍中，没能成为先锋小说第一阵容的主力。
潘军的意义在于，当曾经的“先锋”干将如苏童、叶兆言等一变成为“新写实”的主力，马原、格非等寄身于学院而半隐半现，余华写作《活着》、，潘军凭着智慧的创作绝处逢生，为先锋小说开出了一条新路，然而此时“先锋”已完成了向传统的转型，而新一轮的先锋探索又在一批生于60年代的“晚生代作家”（如朱文、东西、毕飞宇、邱华栋等）那里悄然兴起并取得不俗的成绩，所以文学史很轻易地就将“中间”的潘军略了过去。当然，潘军小说虽然未能进入文学史重点研究的视域，但他毕竟建立了自己的独特叙述，并为1990年代的先锋叙事贡献了自己的“有意味的形式”，而且也代表了这一时期“安徽文学”先锋探索的立场和方向，在文学界、批评界及“地方叙事”中依然享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和意义。
而这一时期，曾经在八十年代引领安徽文学的一批老作家，虽未放弃写作，但却很难实现对八十年代作品的意义超越。像鲁彦周，仍继续“反思”的历程，由“反思文学”变为“反思自身”，不断寻求改变和突破，创作了长篇小说《阴阳关的阴阳梦》（1992）和《双凤楼》（1997）。只是此时的文学，已悄然与市场合谋，大众文化逐渐确立其在文化市场的稳固地位，文学社会功能的弱化、作家影响力的降低以及大众审美趣味的转移，决定了绝大多数的严肃作品难再产生像《天云山传奇》那样的影响与轰动。2005年在他77岁高龄创作完成的长达75万言的长篇巨著《梨花似雪》可以说是其一生最好的总结，小说以安徽巢湖湖滨的一个村落中那美丽三姐妹的传奇命运为主轴，而延伸出来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其中“安徽的味道很足”（鲁彦周语），小说叙事结构奇特，人称变化多，用鲁老自己的话来说，可谓“一书两世”，然而奇怪的是这部作品直到今天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比较公允的评价。[6]这对于他以及整个安徽文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现实主义立场上的先锋探索
作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安徽渗透着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文化的深厚沉淀，又暗藏着对现代文明的强烈渴望，而这种沉淀和渴望自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们。在见证安徽小说三十多年的作家们身上，始终挥之不去的就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持守情结，对现代性的一种本能亲近，这种持守和亲近在地方叙事中就体现为现实主义立场上的先锋探索。
无论是在提倡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的1950年代，还是在思潮纷涌、追新逐后的1980、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安徽作家一直关注现实，持守现实主义，这已然成为安徽文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由于文学与现实、历史、人性的负面价值取一种对抗的态度，所以安徽三代作家都不约而同地直取现实主义这种最有效的文学形式。
比如，关注现实、思考历史以此通往人性和人道主义是鲁彦周小说最具社会历史内容、人性深度和审美价值之所在，他的五部长篇小说《彩虹坪》、《古塔上的风铃》、《阴阳关的阴阳梦》、《双凤楼》、《梨花似雪》，都始终如一地坚持现实主义叙事策略，真实再现已成过去的那些动荡不安或荒诞不经的历史岁月，以及挣扎生存于其境之下的种种人生。在叙述中，他也不断借鉴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如意识流、精神分析、魔幻主义等，并加以改造运用，在《阴阳关的阴阳梦》、《梨花似雪》中都有比较独特的表达。
对于潘军这样的最具先锋情结的小说家来说更是如此。他是在现实主义小说写得已经颇有影响时开始先锋性的探索的，可以说二十多年来现实主义的叙事惯性从未离开过他的小说世界，准确地说，经历“先锋精神”洗礼之后的潘军，更坚定地坚持了现实关怀和“有意味的形式”创造，尤其是近些年来他创作的一批以对城市生存的体认切入当下现实的小说，放弃了对形式技巧的过度迷恋，而追求一种朴素的日常生活同步而行的叙事方式。虽然作品的先锋探索力度有所减弱，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寄予着深刻的人性洞察与悲悯情怀，字句声色之间依然显露着独特的先锋气质以及先锋背后潜藏的现实焦虑：这也成为他区别于当代文坛其他实力作家的个性标志。正是因为有了潘军，安徽文学才没有在“先锋热潮”中集体缺席，虽然这种形式主义的实验，看上去不过是一些语词游戏和叙述圈套，但是，它无疑具有文学史意义，它与新时期终结的历史语境构成对话关系。
此外，在这一背景下蓬勃成长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位安徽第二代作家代表，创作了《碑》、《夏天的公事》、《王》等优秀小说几乎年年获奖的许辉，和创作了《墓》、《当铺》、《徽商》等优秀小说的季宇，其作品都已具有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品格，内蕴着现代意识，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拷问人的灵魂，表现出小说家深厚的民间情怀和坚定的人文立场。[7]他们都出生于50年代，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也都以前卫的先锋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他们是这一时期安徽小说的代表，都有进入文学史叙事的可能，但在这四部文学史中也同样不见任何踪影。这是因为“90年代小说叙事的探索存在两个大的趋向。一是‘跨文体’的写作，形成一种类乎“百科全书”式的风貌。另一趋向，则是向‘纪实’方面靠拢，或在对生活现象的描述上，叙述者尽力退出干预的那种‘自然主义’姿态”，[8]而许辉或季宇的叙事立场都骑驾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上，既不毅然决然地“狂飙突进”，也不袖手旁观地“顽固保守”，既缺乏“跨文体”探索，也没有“自然主义”的姿态，这恰如安徽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样，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使安徽的文化地位始终处于全国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新不旧、不好不坏的“中庸”境地，所以在文学转型、经济转型的1990年代中后期，安徽作家和安徽文学一起陷入理所当然的沉寂和困顿。
及至安徽小说第三代作家许春樵、孙志保、曹多勇、钱玉贵、郭明辉等，要么以现代先锋文学的观念、思想、形式涵化现实，指认现实存在状态，要么以传统写实技法揭示城乡结合部的小人物“生活的无奈”与“生存的艰难”，归根结底都在现实主义的土壤上进行先锋性的尝试，努力探索与人类命运相关的一些终极性问题。比如许春樵，王达敏老师称其为“学者气质的小说家”，写了《放下武器》《男人立正》《酒楼》《屋顶上的爱情》等“男人系列”等长篇小说，比如200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男人立正》，通过下岗工人陈道生这个小人物的悲怆一生，切入现实，审视人性，以纯粹的现实主义的人文立场和创作手法，在反思现实、审问灵魂中焕发出灼热的人性光彩和人道主义精神，成为新世纪底层叙事中的现实主义力作之一。最近，《人民文学》头条推出许春樵的中篇《麦子熟了》，渗入人性的基层，被称之为“世相人性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现在在文学史中还不可能找到许春樵等第三代作家的身影，能否进入未来的“国家叙事”也难以预料，但至少他们找到了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资源，至少他们和第二代作家一起已经成为安徽小说的中坚力量和未来代表，成为“地方叙事”中不可逾越的定点坐标。
三、文学史焦虑与安徽小说问题
依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史叙事的厚此薄彼、主观随意、发现经典又埋没经典常常是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叙事策略，它可能会造就一部文学史的成功，也可能会造成“国家叙事”对“地方叙事”的遮蔽或忽略。从文学史的“国家叙事”中认识“安徽文学”，注定是不全面的，然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好的视角观察和评定一个地方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现实的时候，这恐怕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比较好的“国家视角”之一。存在于“国家叙事”视阈中的“安徽文学”，受其规约或覆盖，且只能顺从“国家叙事”的逻辑和要求重新书写自己的“地方叙事”。于是，那些在“国家叙事”中被忽略、被遮蔽的作家，在“地方叙事”中获得更充分的发现和认定，从而补充和丰富“国家叙事”的内容，甚至可能将被未来的“国家叙事”所追认，比如在2013年由唐先田等人主编的《安徽文学史(第3卷)·现当代）中，第三章“当代安徽作家的小说创作”介绍了江流，刘克，周而复，肖马，祝兴义，石楠，彭拜，戴厚英，完颜海瑞，刘先平，耿龙祥，熊尚志等20位作家的小说创作；第四章“新时期崛起的安徽中青年作家”除季宇、许辉、潘军、许春樵外还介绍了徐贵祥的军旅题材小说；而那些在大众传媒时代随时间流逝和研究理念转换而重新“浮出水面”的文学家们，可能将被“国家叙事”纳入新的叙述视野，自然也会在“地方叙事”中找回自己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1980年代末文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不仅对于建立独立的科学的当代文学史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修正或重评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象、作家和作品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批评实践。
文学史是一个巨大的话语系统，它对进入其间的作家的选择，通常将作家放在第一位，而将真正构成文学史的作品放在第二位，这种谬误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史的真相。“文学史总是乐意去表达作家的历史，而不是文学真正的历史”，这是作家的不幸，更是文学的不幸。只有很少的人意识到文学的历史不应是作家的历史，而应是文学的历史，是人的灵魂的历史。正如丹麦文论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引言中说的那句影响深远的话，“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如果文学史放弃了对人的灵魂的研究，那么就等于放弃了其应有的本质意义。
纵观三十多年来的安徽文学演衍进历程，从不缺乏对“现代”的热情和参与的能力，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各种文学样式在这片沃土之上都紧跟时代，迅速变换着新的“现代面孔”，有的已经进入文学史的序列之中，比如诗人梁小斌，散文家王英琦等。[9]但在四部文学史中，安徽小说所占篇幅加起来还不足一页，这样的事实自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文学史叙事对地方叙事的忽略和遮蔽，毋庸讳言，安徽小说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自身的文学品质，如若痼疾不除，这样的事实恐怕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首先，安徽小说一直没有在整体数量和质量上，包括地域文化特征、风格流派特征、审美特征上形成一个如“陕军”、“湘军”那样的小说上的“皖军”，而且也缺乏在当代文坛上得风气之先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的作家和作品。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比如，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了安徽的地域文化特征不够鲜明，而主要的文学创造力量（第二代、第三代作家）又集中在处于江淮之间的省城合肥以及周边地区，难以形成独特的“徽文化”创作群体，二对于文学史而言，凝成群体或流派无疑比孤军奋战占有更大更多的优势；再如，安徽作家在创作上缺乏一种群体意识和相互认同感。二十多年前，就有评论家发现，“安徽作家之间似乎缺乏一种其他地区那样的文学思潮、流风格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缺乏以地域文化特征为凝聚力的创作上的相互对话、交流、切磋，缺乏一种激发创作群体意识的‘磁场’”。[10]现在的情况当然有了极大的改善。
其次，缺乏对本土资源的信心和把握，缺乏从民间立场加以观照的现代眼光。安徽小说家们在不断追赶和变换过程中，难免会对自身立场以及创作方向产生犹疑和动摇，然而纵览文坛近三十多年的优秀小说，比如《活着》，《白鹿原》，《长恨歌》，《尘埃落定》等，无不以文化视野来观照、把握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努力以自身所处或熟知的民间视角来开掘现实素材内蕴的“文化母题”，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现代语境中来进行叙事，这已然成为当代优秀小说家所持的基本立场、态度，成为提升自己小说创作审美文化价值的主要标志，而对比安徽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作品，如石楠的《画魂》，许辉的《没有结局的爱情》、《尘世》，许春樵的《放下武器》，郭明辉的《男课》、《女经》，黄复彩的《红兜肚》，姚岚的《留守》等，并不缺乏对现实、历史、故事以及现代叙述技巧的合理把握和娴熟运用，但却在文体的开拓、现实的深度以及文化精神内涵的开掘上缺少更进一步的功力，流于故事或技术主义的窠臼，而难以抵达一部经典作品应有的精神高度和心灵深度。
再次，媒体时代小说家现代意识的强化与经典意识的缺乏。自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以来，对现代性的诉求与焦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或人文学术界的集体症候。在每年数以千计的长篇小说中，竟难以找到几本真正经得起批评的经典或准经典作品，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经典意识的缺乏构成媒体时代小说家尖锐冲突的心理结构。消解了深度的平面化的原生态写作，紧跟时尚和潮流的流行性写作，大行其道，安徽小说自然也沉沦其中。第一代作家基本已销声匿迹；第二代作家或侧身商海，或身处文艺领导岗位，虽仍有作品问世，但离经典甚至自己曾经的代表作也已非常遥远；第三代作家正处于上升时期，对现代的诉求和焦虑同等强烈，作品不断，然而因为“稻梁”或“声名”等缘故，离流行写作很近，离经典写作还有一定距离，正如貌似繁荣的文学市场背后实则暗藏着文学伦理垮塌的危机，而真正的文学史叙事是从不会拒绝有深度、有高度、经得起反复阅读和批评的经典作品的。
现在，没有领军人物（或者说“旗手”）的安徽文学正处于奇语喧哗的文化背景和现代语境中，所存在的问题或许也是其他地域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无可回避，也没有“最后”。是被埋没，被边缘化，还是探出头来大声呐喊，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些身处体制之内的作家（诸如省文联签约作家、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等）能否获得超越体制和自我的自由心态，从“书斋”、“圈子”以及“秘诀”里跳出来，进入脚踏实地的生活，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葛兰西语），而那些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更年轻的第四代作家（比如“80后作家”、“网络作家”、“自由写作者”等）能否尽快摆脱市场或网络轻浅的趣味利诱，完成由内而外的蜕变和成长，将决定着此后安徽文学的文学史命运。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解决！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2] 朱栋霖，丁帆，朱苏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第8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3]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07、43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4] 这一年“先锋小说”的重要作品有：马原的《错误》，洪峰的《极地之侧》，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北村的《谐振》等。
[5] 《南方的情绪》发表于1988年第6期《收获》杂志；《流动的沙滩》发表于1991年第3期《钟山》杂志，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参考资料”；《重瞳》发表于2000年第1期《花城》杂志，名列200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榜首。
[6] 目前只有陈晓明、贺绍俊、何西来、吴秉杰、顾 骧、谢永旺、唐先田等对《梨花似雪》有专论，参见“中国作家网·推荐榜”http://www.chinawriter.com.cn/zp/tuijianbang/tuiijanzhuanti/lhsx/。
[7] 王达敏：《新时期安徽小说论》，安徽大学出版社，第225页，1999年4月。
[8]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9] 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第517、55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另，洪著在第二十四章“散文”提及王英琦的散文，见第322页，在第十九章“新诗潮”提及梁小斌诗歌，见第251页；朱著在“80年代新诗概述”一节提及梁小斌，见第139页。
[10] 黄书泉：《“皖军”何时崛起于文坛》，《安徽日报》，1995年1月28日。
（注：原文题为《安徽小说三十年的文学史观察》，刊于《文艺百家》2009年第1辑；2016年11月略作修改后以《文学史视野中的安徽当代小说》为题在第三届安庆市期刊研讨会上做了讲座。目力所限，或有疏漏，或有不当，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