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李劼人长篇历史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探析

成都老景

　　日本学者海谷宽说李劼人的长篇历史题材小说“根据历史的潮流写出生动活泼的社会人物。”李劼人的人物塑造采用了“写实主义”的手法、“摄影”的方式，从市井民众的形色生活、知识分子众生像，到军阀政客的权舆争端，人物之多令人惊叹。研究者对其小说人物形象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地方色彩浓厚的女性形象及罗歪嘴、顾天成等市井民众身上，对于知识分子的形象关注较少，仅有艾芦、伍加伦、李士文等学者在其专著和单篇论文中对郝又三等个别人物形象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表现出的特殊性则谈论较少。而在李劼人的人物系列中，知识分子形象不仅在人物系列中占很大比重；而且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还集中体现了李劼人对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变革的深刻思考。对照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典型“零余者”、“觉醒者”等形象系列，李劼人笔下的知识分子整体呈现出“去理想化”的特征；郝又三、白知时作为不同于高觉新、倪焕之等知识分子形象的全新类型，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应有一席之地。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指涉的含义模糊且丰富，正如对“人”的界定有多个维度，寻求“知识分子”的确切定义是困难的，现代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综合了词源学、职业、社会功能等多个方面，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则带有更加丰富的指涉，基于这种丰富性，对于知识分子文学形象的研究尚有广阔的学术空间。

　　　　　　　　李颉人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是以现代白话小说为主的叙事文学，塑造出种类繁多的人物形象，而以知识分子作为叙述对象是主流文学的重要选择之一，可以说知识分子的形象史也是现代社会思想变革历史的一个缩影。在这各式各样的人物中形成了“零余者”“觉醒者”“灰色人物”三个人物系列，鲁迅先生对于落后的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灵魂刻写开创了两大写作题材，即以孔乙己为代表的守旧文人，消亡在剧烈变动的时代潮流中；以魏连殳（《孤独者》）、吕维甫（《在酒楼上》）、涓生和子君（《伤逝》）为代表的“孤独者”形象开启了对于“生则于时无补，死亦于世无损”的“零余者”形象的塑造，他们面临着“觉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困境。郁达夫笔下带有自传色彩的“我”（《茑萝行》）、“他”（《沉沦》）、于质夫（《秋柳》）是“‘病’态的先锋”，困于“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之中；巴金笔下的觉新（《家》）、汪文宣（《寒夜》），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囿于“新和旧”的矛盾之中；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莎菲的日记》）沉溺于“时代苦闷症”，叶圣陶笔下的理想主义者倪焕之（《倪焕之》）终为现实所困；四十年代“上海孤岛”中写作的钱钟书塑造了陷于“围城”之中、不可自拔的方鸿渐（《围城》），他们共同构成了“零余者”的人物长廊，知识分子“零余者”往往处在一种边缘状态中，郁闷、悲愤、颓废、漂泊感是其共通心理，本质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引发的信仰危机，“零余者”形象中隐含了深深的悲剧色彩。与“零余者”相对应的是充满热情和生命力、积极进取的“觉醒者”形象，这种类型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承载“五四”精神的“新青年”形象，巴金笔下的觉慧、觉民（《激流》），李冷、李静淑（《新生》）；茅盾笔下的梅行素（《虹》），以及《蚀》中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子夜》中的张素素、林佩瑶等新女性形象是此类知识分子的代表；路翎笔下的蒋纯祖（《财主底儿女们》）与现实勇敢对抗，尽管结局悲惨，但他总归是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二是以左翼作家为主体、描写斗争的小说中的青年者，蒋光慈笔下的王曼英（《冲出云围的月亮》）、李杰（《咆哮了的土地》），，这类人物形成了“+爱情”的写作模式。第三类知识分子带有灰色气质，他们多行动在讽刺性的小说语境中，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潘先生在难中》）、萧红笔下的马伯乐（《马伯乐》）、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华威先生》）、师陀笔下的胡去恶（《结婚》）、钱钟书笔下的李梅亭、顾而谦（《围城》）等，对于他们滑稽可笑可憎的形象塑造表明了作家的批判态度。

　　这三类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现实根源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落潮。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盛行加速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体现在“五四”运动之后大范围除旧布新的文学创作之中，随着“五四”运动落潮、思想启蒙的深入，觉醒之后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开始分化。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巨大鸿沟，一部分知识分子陷入思想困境，逐渐沉浸于自我的精神世界中，沉溺于社会和人生意义等终极问题的思考，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零余者”；在社会洪流面前，另一些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突入生活，他们脱去知识分子固有的身份意识，走向现实社会和工农大众、参加到社会之中，为理想奋斗；第三类知识分子广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依附于世俗权力、滋生出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意识，知识分子的身份成为其哗众取宠、攫取个人利益的有效手段，李劼人笔下的知识分子与此类人物有相似的原型，但展现出不同的面目。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小说创作热衷于知识分子题材，，知识分子或在这些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或对这些变化更为自觉，更为敏感，这两方面的结合造就了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特殊形态。

　　李劼人塑造的人物个体形象鲜明，很难以类型概括。故事的叙述依照自然时间的流动展开，因此本文对于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分类评述大体遵循时间的顺序：即以郝达三、黄澜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官绅，他们所接受的知识教育全然是旧式的；以郝又三、尤铁民、田老兄、苏星煌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他们所接受的知识教育包含传统的启蒙教育和新式的高等教育两部分；以楚用、王文炳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他们接受了全面的新式教育，成长在社会风潮之中；《天魔舞》中的白知时是战争时期大后方下层知识分子的人生缩影。这种分类旨在表述的方便，而即使是同类别的人物也独具个性。

　　相较于知识分子的身份，郝达三和黄澜生等人物的官绅气息更重，他们集地主、官僚士绅身份于一体，居住公馆、生活优渥，出入上层社会的社交场合，社会关系网络密集；养尊处优的同时又空虚无聊，在家庭琐事和市井日常中消磨时间。其次，他们对外来新事物，、社会持随波逐流之态度，认为“洋人可杀，但也不必杀完…只要是好东西，我们还是公平交易。”对于外国的传教士来华，葛寰中猜测那是因为洋人很穷，故来中国做生意，而郝达三所担心的是万一政府与使馆之间爆发冲突，洋货去哪里买的问题；郝达三发觉党尤铁民藏匿于家中，先是责备了郝又三私藏要犯，在进行一番思考后，他觉得与党建立关系，将来可能有好处，因此便设家宴招待了尤铁民；而黄澜生在家庭中对黄太太言听计从、对表侄楚用照顾有加、对公馆下人的生活也很关心；尽管说他们大多数时间里都奉行狭隘的利己主义，但总体来看，这种利己主义只是一种必然的人性，不带有批判色彩。

　　　　　　《家》 巴金著

　　郝达三、黄澜生与《家》中的克安、克定显然不同，尽管他们在社会地位、知识水平上接近，但克安克定们全然是纨绔子弟形象，专制顽固、残忍无情，眼睁睁看着公馆下人病死不闻不问，生活荒诞堕落、行将就木，无任何可资褒扬之处，这也是家庭题材小说中旧家长形象的固定模式。而郝达三和黄澜生有着自私自利、生活腐化的一面的同时也有善良真诚、充满人情义气的一面，相比于巴金等作家对旧家长的压迫阶级形象的总结，李劼人对于郝达三等人物的描写则表现出“去阶级化”的诉求，塑造出立体、真切的人物形象。

　　李劼人说“（《暴风雨前》）这部小说塑造了三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是前进的，当然是无意识的前进，他只高叫流血、，但以后该怎样办却不知道；另一个是保守的，他有一套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等成功再来享福；再一个是摇摆不定的，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面前的两面性。”尽管李劼人先生对这三个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有特定的思想预设，。赴日留学之前，苏星煌、尤铁民、郝又三、田老兄等人结识于郝家客厅，各自发表了对社会时局的认识，他们受到新思想的冲击，表现出一种盲目的热情。人物个性显现的主要阶段是留学事件之后，他们在思想上“分化”，苏星煌变身立宪党，但回国之后便退居为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尤铁民与苏星煌同赴日本，几年之后以一个张扬狂妄的“东洋”青年形象突现成都街头，四处宣讲并策动，但还未起事就遭到了当局的秘密围捕，幸于慌乱之中逃脱并藏匿于郝又三家中，尤铁民在郝家居住三月有余，与大小姐发生私情，之后离去便无音讯；相对于其他三者，尤铁民的形象更加生动鲜活、富有个性，在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方面标新立异，落脚成都便在广智小学的操场上对小学生发表了演说，对郝又三讲述的构想“一个炸弹，把治台衙门炸了，省城就是我们的了。立刻立起军政府来，招兵买马，延揽豪杰，浩浩荡荡，杀到重庆。重庆已有我们的人，里应外合，取之不费吹灰之力。这下，四川便落到我们掌中。”，说起成都的裁缝不会做洋装便道：“这容易！一个电报打到日本，叫几百裁缝来，不就成了吗？”这些幼稚的话语生动地展现了一个“盲目的高喊留学、牺牲的青年形象。”田老兄与郝又三均未赴日本，这使得二人有更多的交集，田老兄了解到郝家富裕、郝又三重情面讲义气，遂主动与其保持联系，鼓励其报考高等学堂，并传授考试经验，游说并说服郝又三出资创办广智小学，他说：“我们将来毕业之后，免不得还是办学。不如趁着现在机会，也办一个学堂，先出了名。名之所在，利即随之。”这不单纯是朋友义气和教育启蒙的理想，更是借钱的说辞和自己获取教育资本的途径；尤铁民逃亡之际，他竭心尽力地助其脱险，但同时又调侃道：“…你这事业，倒要从此罢休了。”。由此观之，田老兄即非正人君子，也绝非狭隘自私的小人，他只是一个顽强求生活的下层小知识分子。

　　郝又三是李劼人着墨最多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一方面与他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相关，另一方面则是郝又三这个人物具有广泛的现实代表性，苏星煌和尤铁民代表有留学经历的新式人物，田老兄属于中年接受新式教育的人物，在现实社会中属于少数群体；郝又三则代表着本土资产阶级新学培养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群体。郝又三的形象正如艾芦所说，是那种“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中间人物”。从出生、接受教育、结婚、婚后生活到混迹于官商社交场合，处处可见、处处平淡；他结识苏星煌，加入文明合作社，也仅限于扮演一个人云亦云的跟从者角色，即便是在与伍大嫂、王念玉的私密关系中也表现的温文尔雅、毫无激情；至于创办广智小学这一“创举”，他的动机仅仅是可借机躲避高等学堂的繁琐规矩。思考李劼人先生的解说，郝又三作为“资产阶级两面性”的代表，这或者只是李劼人先生的一个大体的概括，比之于资产阶级两面性的代表，说他代表着普通知识分子的平凡人生则更加切实。

　　郝又三的形象可与现代文学中的“零余人”形象进行对比，他的生活平淡无奇，性格方面谨小慎微，处在权力场合的外围，没有明确的理想和激情，但郝又三作为“零余者”的形象有其特殊性，他始终没有陷入“五四”时期“零余者”普遍存在的“生的苦闷”、“性的苦闷”中，也没有方鸿渐那般精神上的漂泊感，总合来说，他没有陷入苦闷的精神世界的追问与求索中，他关注的依然是眼前的现实世界，失落但不悲观。

　　如果说尤铁民、郝又三、田老兄等人成长在风潮之前，那么《大波》中的楚用、王文炳等人则成长在风潮之中，他们接受了新式的学校教育、参加保路同志会和军队伍，一方面他们参与带有青年学生的盲目冲动和随波而动的激情，的动机是“成功，你我都是伟人。那时，把孙中山迎到四川，推他为主，大家的前程大得很哩！”，尽管颇不“崇高”，但很实在，同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简平在《微澜、风雨见大波》中说道：事实证明“如果成都学界的党人和在运动中觉醒起来的青年学生不去争取联络地方上的哥老会和民团，四川的运动根本不可能由同志会发展成为同志军，更不可能发展为宣布独立建立的军政府。”这种客观地讲述者的功绩和局限正是李劼人塑造人物的原则。在个人生活种，楚用是一个三心二意的学生，他对于学习和同志会的工作往往敷衍塞责，沉迷于与表婶黄太太的私情之中，对于这种近似乱伦的爱情他没有任何的思想负担、对于表叔黄澜生也没有丝毫的内疚。楚用的形象与“五四”新文化背景下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截然不同，展现了一个独特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

　　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呈现类型化的特征，崇高的理想、奋斗的激情、视死如归的精神，他（她）们是供人瞻仰学习的理想人物，可以认为这是作家有意识的美化和思想拔高。尤铁民连同《大波》中的知识分子者形象与此不同，他们的思想和动机复杂多样，甚至平庸低级、完全的利己主义，即使是领导兵变的历史人物夏之时，也没有丝毫的英雄光环。李劼人对于过程的叙述更加符合历史场景中的真面貌，即和者并不崇高。

　　　　　《天魔舞》李颉人著　　

　　研究者对于《天魔舞》中的白知时的形象讨论较多，集中在人物性格的悲剧性和对人物命运的评述，如果说“三部曲”是调用人物来展现历史生活，“李劼人的历史小说内在关怀的核心就是历史本身。”《天魔舞》的焦点则指向了大时代中微观个体的生存状态，白知时是下层知识分子在战争后方社会中的顽强求生存的囧相代表，与房东唐淑贞结婚前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结婚之前他是个有抱负、有情怀的读书人，尽管穷酸不堪，但怀揣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结婚之后，他不仅放弃了教书的老本行，而且发起了国难财，情怀和理想消失殆尽，李劼人评论道：“白知时刚一存心改行，在利害关己的问题上，作风就如此丕变了。”但白知时所做出的选择往往是迫于生活的无奈，假使不与唐淑贞结婚，便可能面临无处居身的窘迫，汪文宣的悲惨结局或许是一个前车之鉴，《寒夜》中的汪文宣将希望寄托在“战争胜利之后”的理想社会中，拒绝做“国难财”的投机生意，最终妻离家亡，惨死于寒夜中，而白知时的选择使得他摆脱了现实困境，此种结局的对照带有严酷的讽刺意味。历史不容假设，特殊的时代决定人物的命运，如果我们套用人物性格的悲剧性来解释白知时的人物形象则显得过于理想化。《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与白知时有着诸多相似，他们代表着下层知识分子的凡俗人生，这类人物在现代文学主流的话语中往往受到讽刺批判，指出下层人民的选择往往是一种被选择的结果，李劼人充分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对民众的庸俗生活表示理解，这正是他的深刻之处。

　　李劼人笔下的人物活跃在故事中，也活跃在历史语境的特定时空里，知识分子、市井民众与军阀共存于同一个时空之中，小说创作正是要努力再现并记录这立体生活空间，使得人物呈现出“真实”的外貌，使得知识分子形象呈现世俗化、“去理想化”的外部特征。

　　“理想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的一个总体特征。赵园在《艰难的选择》中分析“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理时引用了古希腊名言“认识你自己”，其实不仅“五四”时期，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文学创作都弥漫着这种气息，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社会、对于自我、人生进行了思索，这使得文学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也沉溺于信仰精神的痛苦追寻之中，面对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两座无法逾越的高山，表现出知识分子独有的理想主义。川籍作家李劼人以“大河三部曲”为代表的长篇创作一反这种习惯，摹写“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塑造的知识分子群像带有明显的“去理想化”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去类型化”和“世俗化”两个方面：

　　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推崇塑造典型人物、表现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写法，在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同时不免产生模式化的弊端，比如，家庭题材的写作集中于“新”与“旧”的冲突，知识分子题材的写作局限于表现先进、保守或动摇的人物思想，形成“+爱情”的小说写作模式，这种潮流下，人物形象带有了明显的阶级色彩，。这种以类型塑造人物、评述人物的方式在文学创作和评价两方面都掩盖了文学形象的特殊性，李劼人在长篇系列中塑造了百余个可明显辨认的人物形象，按照阶级属性的分类不外乎压迫与反抗两类，但他弃用了这种近似处理的方式，注意展现每个个体的独特而全面的个性，像郝公馆厨房中的打杂老龙与厨子骆司、盐市口伞铺掌柜傅隆盛，尽管都是社会底层的微小民众，但很难将其明确归类，傅隆盛在保路风潮中的先进性和勇敢性显然超越了他小资产阶级的属性，郝达三和黄澜生作为地主官绅的代表，二者的价值追求却有明显差别，郝又三和田老兄在“办小学”利益权衡上的分歧，，“保路运动”中的学生军则全然是罩在外衣下的一群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在个性与生活方面更相去甚远。与主流的知识分子类型相比，李劼人的知识分子类型是一种“去类型”、“反类型”，在此独特的“类型”中充分展现个体的不同，这两种不同具有相互的意义，复杂多样的个体构成了别具一格的群体特色。

　　　　　　《大波》 李颉人著

　　“世俗化”是相对于“精神世界”而言，知识分子往往是思考者，在世俗和精神两个世界，他们选择了后者，现实世界成为了他们进行精神求索的契机和羁绊，“零余者”的心理模式是身份认同的困惑，知识分子者们惯于在头脑中进行，保守的知识分子往往表现为思想上的顽固保守，正是对精神层面的过度展现使知识分子具有浓重的理想色彩，脱离了实际生活。李劼人的创作提供了知识分子生存的另一种维度，他着重展示人在具体环境中的现实生命，巴金惯于展现“行走在街头的思考者”的画面，但画面的背景是虚化的，他所要表现的是思考者的思考，李劼人描写的街头是目力所及的喧嚣世界、芸芸众生，背景本身即是主体。他的小说中仅有对郝又三、楚用等个别人的少量心理描写，这种描写并没有导向人物的精神世界，而是增添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世俗化。主流的知识分子形象大胆暴露了自我的内心世界，忽略的现实的世俗生活，漂浮在空中；李劼人则隐藏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差异性为我们建构历史转折期文学语境中的知识分子立体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李劼人对于长篇系列的构思是要将“几十年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的生活…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正是这种记录生活的目标决定了其有别于传统文学中的历史小说，内容符合实际生活，人物形象很“接地气”，这种对于历史生活的展示客观上要求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其次，出于反映历史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作家的视点必须远离作品反映的生活，以一个高高在上的观看者视角进行叙述，这种距离感使得人物的精神世界难以表露，从而唯有人皆可见的现实世界。这种“去理想化”的色彩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李劼人耽于对生活作价值判定，这曾是对李劼人现实主义作家的一种质疑，正是这种客观叙述，使得阅读者的头脑中唤起历史生活的真切画面。对于夏之时的描写，他未做人为美化，也未忽略其作用，他在《“大波”第三部书后》说到：“我不能把他在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中所起的相应作用，予以抹杀。”李劼人先生充分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复杂本质，它绝非是党事业，而是既定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自然进程，他说：“我是个乐观派的人，我个人对于中国的事总觉得一年比一年好，就是四川一般武人的无法行为，我通通认为是对的，因为不得力他们，那腐烂的旧制度还多有几年的生命，势非弄到一丝不留，大家绝不会诚诚心心的欢迎新的。我本着这个见解，所以才建立了我对于明年的希望。”也正是本着这个观点，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同时，小说的结构呈现了“去小说化”的安排，摒弃了大团圆、惩恶扬善等模式以及故事的完整性诉求，尽力遵循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然状态，比如苏星煌主角的让渡，罗歪嘴和尤铁民的突然离去，这种安排接近于现实生活图景。

　　艺术源于生活，李劼人的长篇系列展示了艺术与生活的生动关系。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主角的知识分子形象消弭了主流文学语境下知识分子文学形象的“理想化”色彩，回归特定历史时空的实际生活、回归普通人的行列，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群体而居的人的生存意识和复杂微妙的社会心理，同时在历史的求真和艺术的审美层面得以兼顾。李劼人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将以其“去理想化”的面貌而与李劼人的名称同列于文学艺术史的书卷中。

（本文选自梁凤强《“去理想化”——李劼人长篇历史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探析》，原刊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1辑）

本期编辑：千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