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历史叙事传统的建构与延传
吴翔宇（1980-），男，文学博士（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151人才第三层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等资助1项、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2项。出版专著《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在《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金华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启蒙实践遭遇困境后，鲁迅花了很长的时间沉于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正是这种思考使他的思想观念、文学创作更具历史理性和哲学思辨。在对中国社会强烈的劣败感受中，他产生改看历史的想法，并自觉地将个人的存在体验延伸于民族与历史深层结构的思考之中，予以整体观照和辩证推演，扩充了其探询社会人生问题的思维视域。《故事新编》是鲁迅改写历史的翘楚之作，其中浸润着他对于历史文化、民族传统的现代哲思。他采用古今杂糅的叙事形式，不仅营构了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体系，使历史与现实相互映照，而且通过对历史的解释性理解和深度挖掘，建构起通过历史描述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思维体系。这种重构历史的文学实践得到了同时代作家的高度认可，此后一些当代作家也倾心师法，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前后延传的文学传统。
一、“改看历史”的逻辑基点
鲁迅思想观念的发展同其在特定历史语境的文化选择和参与息息相关。可以说，鲁迅文学观的显在表现是其主体及其心灵世界在当下的生存状态，而基本结构却是人与历史、社会、文化等要素的深刻关联。他对于历史的审视和通晓是完全个人化的，然而却包含着深刻沉厚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内容。在谈到改编历史故事的起因时，鲁迅意味深长地指出，由于“不愿意想到目前”的现实，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1）。那么，是什么样的现实处境驱动了他改写历史呢？抑或他改编历史的动因是什么？不提出并解释这些问题，真正学理的研究，就难以深入。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将鲁迅改写历史的特定行为放在广阔深入的知识结构或意义结构中，探析其逻辑动机、运思方式和行为意向的关系，从而阐明其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鲁迅改写历史的文学实践导源于他对现实境域和历史本身的理性认知。他敏锐地意识到现实语境中弥散着“反复”、“羼杂”、“混沌”等光怪陆离的历史现象。这既是中国内外交困的时期，又是西方的科学、文艺排山倒海输入中国的时期；既是“崇古”思想盛行的时代，又是现代新思想出现的时代。古老文明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种新鲜标签，荒谬而突兀地混杂在一起。一句话，鲁迅处在一个亦新亦旧，同时也是不新不旧的现实世界中。历史和现实的杂糅性容易干扰人们对于历史的理性评判，即鲁迅所言，在“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的中国，“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2）。这驱动了鲁迅破除历史雾障，重构历史的文学实践。同时，历史与现实在深层意义上的同构性，却也为历史与现实两个视界相互参照、融合提供了可能。
在回答徐懋庸关于如何运用历史资源从事文学创作的问题时，鲁迅的建议是：“据我的私见，首先是改看历史”（3）。那么，改看历史的目的何在呢？鲁迅认识到国人对历史的理解和评判存在着诸多误读，遮蔽了他们的视听，不利于理性地创作和理解历史小说。一种误读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距离造成的，基于此，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容易产生盲目崇仰或过分贬抑的思维倾向。而前者在中国相当普遍，“祖先崇拜”是其显突出的体现。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历史被人为地加上了一层神圣的光彩，它会把历史包裹得像出土文物那样，古色古香、土花斑斓。也正是因为历史的不在场性，很容易成为怯懦者遁逃的时间归所，为弱者的存活提供精神动力。怀着这种过份依赖历史的护佑心理，人们难以直面现实困境，甚至放弃现实的抗争。鲁迅不反对真正的国学研究，只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文化的负面。他批判了“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4）的复古派和国粹派，认为这种抱残守阙的民族必然沉湎于“残存的旧梦”里，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因此，鲁迅改看历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揭掉附加于历史之上的神圣光环，擦拭吸附在这种神圣性上的历史尘埃，试图藉此来看清历史的本真面目。
另一种误读则是基于进化论思想的传入而产生的，受此影响，很多人将历史发展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进步趋向，历史进程以直线的方式前后相递。在合目的性的历史话语中，往往包含着对未来乐观的想象与设计。对此，鲁迅认为这种超越现实语境的幼稚性和简单化的设想只不过是“一个心造的幻影”（5）。在他看来，这种观照历史的方式有极大的误导和危害：历史推衍存在于单一性的意义背景之中，前方预设的既定模式忽略了历史进程的矛盾性、复杂性，“将来神话”阻碍了人们对于当下语境的理性沉思，“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结果是“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6）。由此，鲁迅要破除传统文化中“大团圆”的文化思维以及人们对于将来的虚妄想象，不预设至善至美的极境，而是“执着现在”，探究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形态：一方面背负过去、面向现在朝前走，把现在引向将来，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背靠现在逆行反思过去，彰明历史的反观性。
除了以上两种误读历史之外，传统史观对于民众的“瞒”和“骗”也是遮蔽民众认知历史的重要原因。中国悠久的“载道”传统使得历史小说可以不“讲史”，但必需表达“史观”。而史观往往负载着某种权力的话语印记，“历史就是权力的话语，义务的话语，通过它，权力使人服从；它还是光辉的话语，通过它，权力蛊惑人，使人恐惧和固化。”（7）。在鲁迅的意识中，这样的传统历史小说只不过是特定意识形态播撒和种植的结果，只不过是对于恒定的历史话语权力的文学性言说，只不过是历史话语权力伸展到文学领域的一种表现，而文学的真正价值需要借助于其理性的批判精神和清晰的辨别意识实现对历史、现实的融通，彰明主体独立的历史观念。洞悉到传统史观与话语之间的合谋关系，鲁迅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8）“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9）言外之意，历史文本负载着某种强势意识和合法性规范，在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遮蔽了接受者的主体认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广大民众只能在宗法伦理的教条中被动地接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灌输，在对历史的臆想和寄托之中，葬送着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的反抗本能。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对于历史作出理性的阐释和表述，当然更不可能挣脱既定的历史话语制约，产生属于自我的历史思维。这既是统治阶级愚民的结果，也是民众没能形成独立而理性的历史观使然。通过改写历史，鲁迅期冀用一种全新的理念来审思历史，破除历代统治阶级在自我利益支配下解释历史的迷雾，祛除普通民众对历史典籍的盲从心理，启发民众用清醒而科学的理性精神，来重新读解历史。
二、“改编历史”的文学表达
鲁迅借历史的躯壳来复活其心目中的文化精魂，将现实的处境与历史的语境对接和作用，《故事新编》应运而生。鲁迅改编历史的实践活动建构在其改看历史的理性运思上。为了反拨国人对历史人物盲目的崇拜，鲁迅用漫画的手笔从外貌形态上还原了历史人物的世俗状态。同时，在历史人物遭遇“撮食”困境的戏谑书写中消解了他们的神圣性。这与“摔倒在地时，他身上的甲胄也会琅琅作响”（10）的史诗英雄有很大的区别，其营造出的时代援引黑格尔的说法，即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没有英雄，起码是没有君主的“散文”而非“史诗”的年代（11）。针对人们用合目的性的观念看待历史发展规律，鲁迅在改写历史时没有预定一个理想境界，现代人与古人相比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价值进化，有的只是共通性和循环性。在流动和交互的思维碰撞中，不仅赋予历史文本以新的意义，而且对主体的能动性予以肯定。
当然，改写历史难免会遇到一些叙事难题，需要作家去平复和整饬诸如“叙述时间”与“所叙时间”、个人性的生命情致与文献性的历史场景、写作的主观实践性与历史的客观真实性等要素的冲突与矛盾。鲁迅所用的方法是“油滑”。关于《故事新编》，他在书信中多次自我评说是“小玩意而已”（12），“游戏之作居多”（13）。他“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对于历史、古人“不及对于今天诚敬”。这其中，对于历史推演的确切控驭，对历史传承至今的文化传统的理解力和创造力，是鲁迅能游走于古今之间的重要条件。《故事新编》正是站在现在的支点上打通古今的界限，并对历史的整体性进行了重新的认定和理解。因此，历史不会是纯然实在的事物或纯然抽象的记忆，过去可以理解为具体而日常的当下，并与具有生命意志的自我发生关联。这样一来，正常的时间顺序消融在神话与现实、传统与历史、历史与现实的空间的随意转换之中，从而打破了单一的历史生活的空间，进入到一种古今交融的境界。循此逻辑，可以找寻到如下两条历史推演的路径。
一是从历史顺向发展来考究，揭示古今历史同一性的社会本质。通过古今对照，我们发现，在现实题材作品中鲁迅极力批判的愚昧麻木的看客心理、集体的“人吃”欲望、重名轻实的文化意识等国民根性在他们的始祖身上早有表征，鲁迅采用“刨祖坟”（14）的方式，从历史的源头入手，洞悉了古今一贯的延传特性。在他看来，这种从历史源头入手的批判方法，有力地清算了文化劣根，找到了与现实存在切近的历史基因。源头实际包含了后继事物的“确切本质”与“纯粹的可能”（15），追本溯源就是企图以一种抽象的“一致性”来贯穿当下与初始，以此达到对社会文化同一性与当下合法性的重新认同与建构。鲁迅意识到中国历史“一致性”的遗传特性：“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16）由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古训的形式保留在历史中，铸成黑暗屏障，以无形的力量浸染着国民的精神。面对这种现状，鲁迅始终以决绝的态度回击旧传统对人思想的桎梏和毒害。
二是从历史逆向发展来检视，以当下的阐释重新看取历史。书写历史并非简单记录史料，还包括理解和阐释历史。关于现在对于过去的逆向作用，尼采曾提出历史观的“逆动力”问题，指出在把握历史时应充分发挥现在的“追溯既往的力量”（17）。然而，这种反向理解历史并非易事，其探究的困难恰恰证明了还原历史、整合社会文化、梳理历史发展及其本质的复杂性。在一些历史著述中，作家更是将其历史观作为一种思想性周全的体系置于充满个性的文学系统内，兼及长期的演绎和派生，已经内化于文本的深层结构之中。对此，以当下视阈为参照点，反向重估和看待历史变得尤为必要。在鲁迅看来，要想创造新的文化，纳入世界的现代潮流，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割断历史传统，而应立足当下去重新铸亮中国传统文明，使之成为“活”传统。因此，缺失当下观照的历史认知，不加辨别的历史盲从都是非理性的。
从鲁迅对于《故事新编》“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18）的定位，可以表明鲁迅不仅在改编历史故事，扮演历史小说创作者的角色，而且他还借助描述历史的方式来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自觉地将历史材料纳入其批评本体的视野之中，这就具有批评家的社会功能了。这让鲁迅走出了纯粹文学艺术的话语空间，实践了文学之于人生有“表现”和“批评”的社会功能。《故事新编》既有对所谓的“民气论”、“精神的资本家”等流弊的针砭，又有对不良的文学倾向，，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胡梦华批评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林语堂的小品文及对庄子的吹捧；文坛上其他种种奇谈怪论的批判，更有对高长虹等人“以怨报德”的愤慨。此外，还有对某些人物的“互文性”印证、套用，如《理水》中的“一个拿拄杖的学者”之于“优生学家”潘光旦，“鸟头先生”之于考据家顾颉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余人。而《采薇》中的“阿金”的刻薄、泼辣则可在鲁迅的杂文《阿金》中找到注脚。除了“互文性”印证和套用外，《故事新编》的语言具有高度的隐喻性，其隐喻功能直接参与了小说的整体设计。它不仅仅局限于对“所指”的直接解释，而且将“能指”范围的广度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维面，实际上这就达到了语言的“联想”，“把不在现场的(in absentia)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19）。为此，只要文本间有相似性，都能同时出现在作者和读者的记忆系列中，历时性的人和事件能共时性地播洒、呈现。
在古今互视的场域中，历史不再是尘封的存在物或纯然抽象的记忆，历史与现实找到了相互关联的契合点。它意味着时空的分离而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拓殖，时空从具体场所的限制中“脱域”而出，时空阻隔被彻底打破。亲临历史现场对现代人来说不再只是幻想性的回忆与臆想，而是真正的参与性的在场。由此，离场与在场纠葛在一起，远距离的历史场态与近距离的当下社会关系也被交织成一体。在视域间的越界和互渗的行为中，文本拓展的想象空间更阔大、对社会历史阐释的意义也就更加深广。
三、“融通古今”的意义构架与精神延传
鲁迅这种“发思古之幽情”不是钻入历史的故纸堆里，而是以强烈的现代精神实现古今的渗透和对话，并且指向其思考的当下现实语境。这样一来，壁垒森严的时间界限变得模糊，可以彼此僭越和弥散。其好处在于，过去与现在的双向指涉能产生互文性的历史推演。“从过去中感知现在”可以看作是“从现在中感知未来”的顺向推演，而“从现实反视过去”则可以看成是“从未来反视现实”的逆向推演。同时，古代故事中所呈现出的现在与未来可以与现实语境中的现在和未来进行自由的统摄和观照。由此，历史的完整的时间组织就在文本中“出场”了。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历史是未完成的，因为未来无法在当下现场完全延展。但未来既可以通过过去和现在的沉思来想象和推导，也可以通过主体在现实中的行动来导向和建构。同样，过去既可以通过现在和未来反向思考和开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故事新编》中，历史可以理解为以“完成”的形态出场。在还原历史的现场中，过去吸纳了现在和将来的诸要素，完成了对历史本身的文学性推演。一方面，《故事新编》有时间维度上的进化推演。鲁迅将中国历史想象成为强旺的生命力和萎缩的生命力的相生相克。从女娲“造人”开始，救赎心理就开始了，尤其是其中“造人”的艰辛、牺牲的悲壮、结果的异化、主体遭受“占有”等书写，自然渗透、融合着鲁迅早年“立人”的文化意识和实践经历的种种痛切体验。救赎话语与虚无背景本身构成了一种必然联系，任何一种虚无境况发展到极致必定在逻辑前提上预先设定了一种救赎精神的到来，否则它会自行解体。但任何一种拯救方案则随时有可能成为新一轮虚无主义颠覆的对象。在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历史境域中，鲁迅并没有将其导向绝对的虚无主义，而实现了对历史文化的批判的同时，完成了对当下，甚至未来的理性的思考，建构起了具有现代思维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故事新编》也有空间维度上的生成性推演。历史人物所处的存在空间是一个人、鬼、神在变形中共存的世界，一切场景和生活形式，既不遵循现实的生活逻辑，也不符合神话想象的思维，而只是一个寓意深刻的特异的意象性空间。鲁迅让中国传统的儒、道、墨等学说各显其能，演绎了不同的思想图景和意义世界。主体置于这种空间状态中，其行为意义来源于主体的文化选择。以上两种推演既有时间逻辑层面的进化思维，又有空间逻辑层面的生成观念。推演的过程伴随着喜剧性的戏谑笑声，各种声音、各种腔调、各种方言、各个时代标志性的词语，交响混杂，反映了由神、人、鬼主宰的文化空间的历史图景。
显然，鲁迅这种融通古今的文学实践与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书写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书写总是“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其结果是历史小说依然是过去的再现，而丰富多彩的自我创造及具体可感的当下境域就难以呈现。美国学者浦安迪认为中国叙事文学虽然缺乏西方文学那样影响深远的史诗源头，但却拥有伟大的史传传统（20）。“信实如史”是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评价标准。这种写法在发挥其强大的抗遗忘功能之余，却容易限制作家重新创造和艺术个性的发挥。与鲁迅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了“文”、“史”的区别，“实”与“虚”的关联，开始质疑历史小说拘泥历史史实，忽略文学审美特性的历史书写模式。例如周作人就认为历史小说首先应该是小说、是艺术，“乃小说之取材于历史，非历史而披小说之衣也”（21）。胡适则指出，“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全用历史上的事实，便成了‘演义体’”（22）。郁达夫将小说家和历史家的区别阐释的非常明确：“小说家的读历史，和历史家的读历史不同。历史家当读历史的时候，要以理智判断，辨别记事的真假，推寻因果的关系，而小说家读历史的时候，只要将感情全部注入于这记事之内，以我们个人的人格全部融合于古人，将古人的生活、感情、思想，活泼泼地来经验一遍。完全不必起道德的判断，考证的申辩的。”（23）施蛰存也指出，历史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历史”知识小说的素材而不是目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写小说，没有人在小说中寻找信使”（24）。鲁迅对历史小说本身的理解和阐释是建构在对历史演义小说传统批判的基础上的，他指出，《三国演义》的尴尬处境在于“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25），其根由是“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信虚者为实”（26）。落实到《故事新编》中，鲁迅并未将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整体地搬入自己的小说，也不是要用史诗的方式再现那一段历史，更不是它们的现代白话译本，他根据的只是它们提供的一个事件，一个可以进行古今对话的现场。
总而言之，鲁迅改编历史故事的文学实践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为主要的贡献在于，它颠覆了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史传传统，在古今融通的思维框架下，将历史材料纳入其批评本体的视野之中，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和反思。正是基于这一点，鲁迅的《故事新编》引领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潮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茅盾便认为《故事新编》“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式”，“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27）。聂绀弩认为自己的杂文创作的艺术精神也都是“从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学来的”，把历史小说“当作杂文来写”（28）。此外，此外，谭正璧把自己的历史小说集取名为“拟故事新编”，廖沫沙在他的《东窗之下》标上“故事新编试作”，端木蕻良的《步飞烟》则标为“故事新编之一”（29）。郭沫若、郑振铎、孟超、宋云彬、李俊民、谭正璧、端木蕻良等人在鲁迅这种融通古今的影响下，立足当下现实，运用现代科学观念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重新的阐发，致力于还原历史现象的本相，纠正以往历史著述中存在的偏见，剥离涂饰在历史人物身上的神圣光彩，古今互鉴，夯实了历史小说创作潮流的基础。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一段很长的时间，这种改编历史的艺术模式曾一度式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新历史小说”和“穿越小说”的出现和兴起却再次复活了这种改写历史模式。新历史主义文艺批评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文艺批评“历史转向”总体趋势的重要力量。受此影响，王小波的《万寿寺》、《红拂夜奔》，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毕飞宇的《祖宗》，潘军的《重瞳——霸王自叙》，须兰的《宋朝故事》等带有某种先锋色彩的历史小说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历史只是一个外壳，是无法确认和无法解释的一种非理性存在，要想恢复历史的生活实景，就需要加入个人的历史体验。苏童肯定自我对于历史体验的虚构性，“按自己的方式记录这个世界这些人群，从而使你的文字有别于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30）。李锐不相信文学可以还原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他选择“一意孤行地走进情感的历史，走进内心的历史”（31）。这些说法与鲁迅根据自己的体验选择历史材料引入他的批评本体不谋而合。同样，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他们大多用戏谑的方式消解了历史的宏大叙事，以嬉笑怒骂的姿态切入历史，将民间、历史与现实等话语融为一炉，历史前行的顺序消融在杂语空间的转换之中，着重强调民间立场和个人体验。“穿越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黄易的武侠小说《寻秦记》，2003年初露头角，2007年达到巅峰，拥有众多写手。如金子的《梦回大清》、李歆的《独步天下》、波波的《绾青丝》、桐华的《步步惊心》、之之的《望天》、海飘雪的《木槿花西月锦绣》、天夕的《鸾：我的前半生，我的后半生》、夜安的《迷途》、晓月听风的《末世朱颜》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应该说，他们的创作是深得鲁迅杂陈古今的精髓的。它们以玄幻的表现手法，以时空穿越再现离奇历史事件或表现未来事件，运用现代人丰富的想象，将古典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或现实与未来交融汇合。在言情情节的框架下，带领现代人做一场离奇的“白日梦”。可以说，改写历史的技巧既是新历史小说和穿越小说的优势，也是其容易滑向纯粹技巧化的关键点。
鲁迅是历史的，而鲁迅的精神遗产又是超越时空的。随着大众文化的涌起，“后革命”语境中的鲁迅精神不再承担意识形态使命，其社会影响力也急剧降低，“思想家鲁迅”、“革命家鲁迅”的称谓遭受挑战，而“文学家鲁迅”依然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当人们失去对鲁迅所处时代和启蒙思想的兴趣之后，，王朔对鲁迅的酷评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产生的。然而王朔却对《故事新编》的艺术价值予以肯定，“鲁迅有一批小说游戏成分很大，我指的是他那本《故事新编》。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批作品。这些游戏之作充分显示了鲁迅的才气和机灵劲儿，再加上一条就是他那深厚的旧学知识”（32）。这从中恰恰表明了鲁迅文学价值的超越性和经典性。当然，王朔肯定鲁迅的游戏笔法，其目的是为他强大自我解构历史权力的神话，而牢牢把握着商业化写作的生存法则，有效地借助历史资源获取商业利益。
鲁迅历史叙事的文学传统延传到当下，在大众消费的大潮下，我们应强化文化批评中的历史维度，辩证地认识鲁迅传统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在相互参照的立场上，建构起融通中西的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要警惕那些打着改写历史的旗号，将历史置换成消费品而随意颠覆的文学形式，也不主张用后现代历史理论所倡导的无深度和游戏论思维的套路来调侃历史。同时，作家应注重在坚守主体历史价值立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重构历史的想象力，这才是继承鲁迅改写历史传统的有效方式。不然，就极大地曲解鲁迅改写历史的精神本质，也挥霍和葬送了鲁迅创立的这种文化传统。
（本文原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4期。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研究”（11AZD066）阶段性成果。）
注释：
（1）（18）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第354页。下文凡引自该书，只注明文章名、书名、卷号及页码。
（2）鲁迅：《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第360-361页。
（3）鲁迅：《331220 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12卷，第526页。
（4）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237页。
（5）鲁迅：《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3页。
（6）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页。
（7）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8）鲁迅：《突然想起（四）》，《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
（9）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23页。
（10）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袁德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11）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9页。
（12）鲁迅：《360201 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4卷，第18页。
（13）鲁迅：《360229 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4卷，第41页。
（14）鲁迅：《350102 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3卷，第330页。
（15）江怡：《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
（16）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29页。
（17）阿诺德·豪泽尔：《艺术史的哲学》，陈超南、刘天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9页。
（1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71页。
（20）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21）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第4期，1908年5月。
（22）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23）郁达夫：《历史小说论》，《创造》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
（24）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03页。
（2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10页。
（26）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2页。
（27）茅盾：《〈玄武门之变〉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2页。
（28）聂绀弩：《〈聂绀弩小说集〉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页。
（29）姜振昌：《〈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30）苏童：《虚构的热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
（31）李锐：《关于〈旧址的回答〉》，《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32）王朔：《我看鲁迅》，《收获》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