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石舒清的文学创作始终坚守乡土阵地, 以乡土文化为地基建构其文学殿堂。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中, 对回族乡土文化的自觉挖掘, 展现了回族人特有的生死观, 神秘文化基础上内洁精神的追求, 展现出作家高尚的泛爱情怀和对人所具有的悲剧的揭示。
关键词：石舒清; 乡土文学; 死亡观; 悲剧精神;
石舒清文学创作走过了艰辛的历程, 他凭借着乡土的厚实和西海固回族文化的地基, 在咬定乡土不放松的创作导向下, 砥砺磨志, 十年一剑, 创作出了一篇篇的文学佳作, 使回族文学的创作殿堂蓬荜生辉, 以一枝独秀的资本捍卫着乡土文学创作的自信和风格。在大众文学和商业文学潮流汹涌的当下, 不失为一道亮丽和罕见的文坛风景。
《清水里的刀子》是石舒清立足乡土而创作的一篇杰作, 作品仅七千字, 由于作家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 深邃的人生体验, 妙笔生花的创作才情, 浓郁的乡土文化的根基, 以及对作品中人物内心的深刻剖析, 建构起作品深刻意义世界和独有的价值立场, 不凡的艺术价值使得作品获得了超越一般的高度, 作品获得短篇小说的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当之无愧。作品中充溢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 有着西海固区域特有地域和回族宗教、民俗文化的双重色彩。作品的深度正是来自于石舒清对乡土民俗文化的自觉挖掘, 和作家对乡土人生世相的体验和深刻的哲理性思考, 使得小说具有意义丰富的“话语蕴藉”。而文学是一种有着一定文化价值的审美意识形态, 对作品文化价值的阐释就是读者对文本“话语蕴藉”的一个多角度理解。《清水里的刀子》中丰富的“话语蕴藉”值得我们去解读。
一、超达乐观的死亡观
对于一个乡土作家, 石舒清的创作财富和资源寄存于西海固乡民社会中, 其丰富的民俗世相和回族人特有的宗教文化成为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其原生性和丰富性一待走进了石舒清的视野并经以诗意的再造, 其独特性和文化的厚实性便呈现出作品的亮丽风格和耐读的品质。《清水里的刀子》中的世界是一个乡民的社会, 是西海固回族人生活的一个世界。它所呈现出的地域特征和特有的人文环境是作家审美实践的资源。石舒清的作品关注西海固特有的民风和民情, 对西海固回族在穷恶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氛围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 及特有的精神追求进行深刻的挖掘。
小说的主人公马子善老人一出场, 便呈现西海固回族人特有的生活世相:和自己在一个炕头上滚了几十年的女人终于赶在主麻前头埋掉了。坟院里只不过新添了一个坟包而已。故事开始于一个西海固回族人的葬礼, 作家对葬礼并没有大手笔地以白描的手法来描写, 而是关注了更高的一种形态, 即对老年丧偶的马子善老人内心的一种展现和挖掘, 这是在在乡土民俗表层上的一种超越。信笔开来, 像一幅长镜头在拉伸中, 完成了老人不堪回首的悲怆心理, 在现实和记忆的对立差异中, 像一幅完整的画面完成了一个回族老人亡妻后对生死问题既悲又无可奈何的豁达的复杂心理活动, “把那样一个鲜活的婴儿, 一个强壮的青年混成了目前的这副样子, 这使他尴尬而心酸”, “但终有一天人们会把自己留在这里。谁也不免把自己留在这里。”
这既是作为世俗人对死亡的无奈, 又是面对死亡的一种超达, 而这种超达的死亡观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层的文化精髓:回族复命归真的文化心理, “盖尘世乃生人之客寓, 幻途非久处之家乡, 故心怀常住, 不忘本原, 身虽在世, 心实回焉。及功成行满, 复命归真, 名虽在世, 身亦回焉。”今世之人都是造物主真主创造, 然而今世是短暂的只是人之客寓, 每个人最终要离弃短暂的今世回归到永恒的造物主真主那里, 人的死亡是完成复命归真的一种形式。这一“复命归真”的观念深深的积淀到回族人的心理中, 成为一种世代相传的集体无意识, 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回族人独有的死亡观, 以至于作品中的主人公马老汉在现实和死亡的无奈中超脱出来, 对于死亡没有他人的那般恐惧, 一如中国古代帝王那样幻想着长生不老, 万年不朽, 生命长存, 他“想给自己要一块地皮了, 要好好找一块长眠之地”, 而且他“突然非常地渴盼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 这一想法来得突然又迫切, 胜过了老汉对苟延残喘般生的渴盼, 这样他可以明明白白, 对死亡有一番简单准备, “他会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穿一件洁洁爽爽的衣裳”, 告别尘世, 归复到真主的世界。而毫无准备的死, 使他异常的悲哀和恐惧。这并非是马老汉庸人自扰、无病呻吟, 而是在贫恶的苦土和宗教文化背景中西海固回族人特有的死亡观的彰显。
这里面所寄寓的宗教文化是石舒清关注的, 但石舒清挖掘的是在宗教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深层次上的民俗心理和精神世界, 其“文化深描”的自觉创作使《清水里的刀子》深藏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二、神秘文化和内洁精神的追求
《清水里的刀子》贯穿着回族神秘文化, 也是石舒清立足乡土对神秘主义文化挖掘的一次自觉的创作实践。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作家来说神秘主义尤其是宗教神秘主义相对直观的现实存在, 应该是他们文学创作的至高精神层面的追求, 伊斯兰教中蕴藏着深厚丰富的神秘主义资源。回族作家霍达曾说:“我无意借宗教搞一点‘魔幻’或神秘气氛, 只是因为我们的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 它时时笼罩在某种气氛之中”。回族神秘主义文化有必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挖掘出来形成一种独具风格的美学色调。
石舒清生活在西部, 西部文学本身具有神秘主义, 这是西部特有的生存环境造就的神秘的自然景象和人文景象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而恰恰是这种神秘的西部自然给未知的朦胧的灵魂和生命的原生态保留了地位, 也提供了文学创作生成的资源和环境。”而石舒清正是凭借着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 以掘地三尺的勇气建构着自我文学的深度。
母亲无常了, 作为儿子的耶古拜不仅是哭哭啼啼, 作为世俗活着的亡人的亲人, 他有责任以世俗的献祭的仪式来搭救亡人。“亡人一入土, 冥冥处就开始拷问他 (她) 的罪过, 亡人都有着一个罪人的身份。”于是家里的那头年老的耕牛便被举念成搭救亡人的献祭, 马老汉不忍, 又执拗不过儿子, 因为这样更能“对亡人当回事”。而一旦老耕牛被举念后, 牛的身份瞬间被象征化了, 它沟通了神圣与世俗的桥梁。“自此举意在母亲的四十祀日要用这头牛时, 他就觉得这头牛已超越了其它的一切的牛, 这头被举念的牛已有了一种独特的品质与意义。”耶古拜成为牛的奴仆, 他每日里都怀着一种神圣, 像完成着一件艺术清洗着牛, 这令他感动又匪夷所思, 这个“不是在人间的生命了, 他一定会归宿到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灵魂的拯救和罪行的洗脱, 这种超然的神秘信念支配下的的行为历经千年代代相袭, 丝毫没有消解掉其神圣性的品质。
故事向后推移, 高潮在平静中终于起伏跌宕中绚丽成景。作家继续浓重地涂抹着文中神秘主义的色彩, 一贯始终的匠心, 从一定程度拓宽了小说叙事的空间, 使情节的铺陈具有了一种纵深发展的磁力, 在艺术表达的效果上发人深省直达极理。就在四十日的前三天, 老耕牛不吃不喝了, 宁静端庄的像一个穿越了时空明澈一切的老人, 使老汉瞬间顿悟, 在心酸和忏悔中归复人性的大美。他终于明澈了一个普泛的极理, 一种灵性生命的内在理念, 一种对内在洁净美的执着, 一种存活在人的语境下的神话, 却被一头愚性的牛做到了极致:
他记得老人们讲过, 像牛这样的大牲, 如果举念的端正, 把牛用在好路上, 那么, 这头牛在献出自己的生命之前, 会在饮它的清水里看到与自己有关的那把刀子, 就在它面前的那盆清水里看见了。
他记得老人们讲过, 像牛这样的大牲, 看到清水里的刀子后, 就不再吃喝, 为的是让自己有一个清洁的内里, 然后清清洁洁的归去。
这样一头神奇的带有灵性的牛, 以超越自身愚性而达到神性的彼岸, 像澎湃的潮水涨起一股诱目惊心的奇景, 于是一个生命话题如此巧妙深刻震撼人心引人深思地表达出来:追求洁净之美。小说表面是在讲述一头即将献祭的牛为“有一个清洁的内里”作为通向彼岸世界的门票而不食不喝的神奇故事, 其深层内涵体现着回族人生活中讲求清洁和心灵洁净以追求“清真人”的精神理念。如此马老汉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死期, 这不仅仅是“他会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穿一件洁洁爽爽的衣裳”, 更是他要为自己收拾和准备一个清洁的内里, 清清洁洁地归真复命。
到这里小说的深刻性像水落石出自然地凸现出来, 一个关于生死的话题不再显得模式化, 而是带上了特色, 揭示出了的个性和追求, 这种避肤浅而扬深刻的创作使《清水里的刀子》拥有了超越一般意义的高度。
三、泛爱情怀与人的悲剧
石舒清的创作始终扎根在家乡西海固贫瘠的乡土上, 以回族作家的使命, 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的激荡下, 始终如一地捍卫着替乡土弱者写作的立场。《清水里的刀子》对生死话题的创作可谓新颖独特至极, 表达了作家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回族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宗教文化, 其文化中强调前定观和两世哲学, 即彼岸和此岸的生命意识, 高度地重视人在此岸世界的生存, 更是关注人的彼岸世界的归宿, 即对人生命的终极关怀。在对这一主题的把握中, 石舒清通过《清水里的刀子》揭示了人的一种生存态势, 他以敏感而细腻的思维以哲学家的深邃透视人生的底色:悲剧, 人在积极的人生中一种不可理喻的悲剧。
对悲剧的把握和通过文艺作品挖掘悲剧精神, 始终在中国文艺创作中存在的先天的缺陷和后天发育的不足, 即中国众多学者一致批评的中国文学中悲剧精神的缺失现象, “引致的是一种撼人心魄力量的持久匮缺, 并且始终无力攀越自身之上的雄伟高度, 以一种博大的试镜关照世事众生”。而具有宗教意识形态的回族, 就应该在追求艺术的真正精神——悲剧精神上占得天独厚的优势, 相对从未有过“原罪感”和“真正宗教情怀”的汉族, 回族的悲剧意识是与生俱来的, 这是信仰者对人生宿命的认可和人不能自持命运的无奈, “一个始终不存在和存在的上帝, 这便是悲剧的中心”, 回族人对宗教的虔诚与世俗世界中人欲间的成为滋生悲剧观念的土壤。
《清水里的刀子》对人的悲剧揭示可谓淋漓尽致, 里面浸透着一种超越人类至尊的众生平等精神。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人作为造物主所创作的万物之灵, 总是以其理性智慧高贵于一切生物, 人以外的生命成为人统治和宰割的客体。石舒清一反其然, 高持着一杆万物平等的大旗, 尊重一切生命的合法存在, 以人性的忏悔和自责归复着人性善和美的本质, “他觉得他有些罪过, 把这么了不起的一个生命竟忽略了, 竟像畜生那样役使了它几十年。想起犁地时候他打在它背上的鞭子, 他觉得愧疚难过, 如果谁用鞭子打他同样的数量以示惩罚, 他一定会很乐意和感激的”, “我们人连一个拉粪的机会都不会给它, 在它拉粪的时候我们还不放过它, 还在役使它——哪里知道它竟是这样一个高贵的生命!”, 生命的造就并不是与生俱来就应该受他者的奴役和驱使, 生命的高贵应该拥有自己自由生存的空间, 这并非是“鸟之将死, 其鸣也哀;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生命至尊的泛爱思想浸透其中, 表现得异常深刻。
作家并没有就此浅尝辄止, 沿这条思路, 作家还要表现一个惊心动魄的哲理:老黄牛被宰前的日子里不吃不喝是由于被举念的牛能够从清水中看到一把清幽幽的刀子而知道自己的死期, 以一个清洁的内里走向彼岸,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马老汉苦苦思索却把握不了自己的死期, 在通往后世天堂的门口迷茫彷徨。相形之下理性高贵的人类不及低级生命的善终, 一个千年人类至尊的神话被颠覆了, 一个人类的悲剧就这样深刻地通过奇异的构思深邃的体悟特有的言说方式表达得淋漓尽致。
作品立足回族文化对文艺悲剧精神自觉挖掘, 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文学创作的高度, 使作品拥有了一种“大悲大悯、大悯大善、大善大美”的精神境界, 也是对回族作家小说创作中整体上的悲剧精神匮乏的一种弥补。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石舒清的创作并非是无本之木, 无草之花。他立足乡土, 以一个乡土文化意义的守卫者和阐释者的身份, 凭着对乡土厚重的感情, 怀着对文学艺术宗教般的虔诚, 锲而不舍地建构着自我理想的文学殿堂。品读其杰作《清水里的刀子》, 不仅仅让我们读到是作家优美的文采、动人心弦的精彩乡土故事, 更重要的是作家以乡土“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对乡土人生的一种人文关照和思索, 和对乡土人许多不曾诉说难以诉说的内心声音及特有精神形态的一种深刻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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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经建:《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 《人文杂志》2003年第2期。
[3]路文斌:《悲剧精神的缺失——对于中国小说里病症的一种比较分析》, 《文艺评论》2002年第5期。
[4]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 蔡鸿滨译, 第48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