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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折叠》,所描写的场景正在当下我们生活着的真实的北京。
这部早已传遍中国科幻界的小说刚刚成功入围世界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雨果奖(Hugo Award),这个奖项是由世界科幻协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简称WSFS)为纪念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而设立的科幻小说奖项,该奖分量之重,堪称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雨果奖设立以来,亚洲人第二次获奖,众所周知,第一位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作家是写出《三体》的刘慈欣。
显然,放眼世界,人民需要时不时地品味一下类似《北京折叠》这样反乌托邦式的小说,以抱团提醒、相互刺痛、各自沉思:
人类这个两脚兽所统治的这个操蛋世界,是不是越来越糟了?
和刘慈欣典型的“硬科幻”不同,在清华物理系毕业的郝景芳笔下,《北京折叠》写的并不科幻,更确切地说,这部小说更像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纯粹的“反乌托邦式”小说。
《北京折叠》中北京,处于含混不清的未来时间线上,在小说中,中国的首都北京被分成了三层空间:顶层统治者,中层精英和底层劳工。
这种差异性很明显地体现在小说中人物设定工作上,主人公老刀生活在第三空间,与5000万人挤在一起,他的工作是垃圾处理工,生活中充斥着肮脏与霉气;第二空间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金领精英,一共2500万人生活在秩序井然的高节奏工作中;拥有同样面积的第一空间人口最少,这里生活着北京的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制定城市规则和法律法规,人口只有500万人,仅仅是第三空间的十分之一。
《北京折叠》的讽刺还在于小说中的空间翻转时间设定,三个空间每48小时轮换一次:第一空间的统治者能够享受一整个24小时,然后睡去,第二空间的白领苏醒,他们能够享受白天的12小时;第三空间的劳工只能享受从夜晚十点到清晨六点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永远都看不见真正的太阳,高悬头顶上的阳光,只是第一空间的统治阶层用技术手段制造的假象。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的距离,而是我奋斗了18年,却依然舍不得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就是《北京折叠》这部小说在现实社会中赤裸裸的投影,就像小说中老刀为了女儿糖糖上幼儿园的学费,甘愿冒着被捕的危险来到第一空间送密信,而第一空间那个阔太太给老刀的封口费一出手就是10万元,面对10张1万元面额的纸币,老刀显得非常窘迫,他这辈子甚至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万元面额的纸币,而10万元只是那个女人一周的薪水,她还仅仅上半天班,拿的是半薪,工作只是为了不想呆在家里,“老公挣的钱足够多”。
这个投影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大多数人读完《北京折叠》之后,可能都会默默对标一下,现实中的自己处于“这个世界”的第几空间?
《北京折叠》中所描写的场景正在当下的北京真实地上演,唯一不那么冷酷的是:三个空间的不同阶层,至少在时间面前还处于平等,大家都平等地享受或浪费一天24小时的轮回。
小说中,所有矛盾的起点都在于老刀希望自己的女儿糖糖能够上一所第三空间中比较好的幼儿园,每个月学费要15000元,这部科幻小说中描写的场景几乎完全源于当下的北京:“稍微好一点的幼儿园招生前两天,就有家长带着铺盖卷在幼儿园门口排队,还不一定能排进去。前面的名额早用钱买断了。”
老刀希望让女儿通过良好的教育,鲤鱼跳龙门,能够有朝一日从第三空间冲到第二空间——这简直就是最朴素的天下父母心了吧。
贫穷,是穷人的原罪。贫穷养育贫穷,因为贫穷治下的环境、教育、见识乃至你能想到的所有资源,都因为贫穷而被限制,被固化,因而输在了“起跑线”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马太效应差不多就是这世间最冰冷的规则了。
▲当年,就是这样一则新闻让国际学校进入普通人的视野
这一点都不科幻,北京上海任何一所国际学校中,院墙隔绝的,就是两个阶层的巨大鸿沟,这深不见底的沟壑中,倒映着的是另一个中国。
柴静制作的抗霾纪录片《穹顶之下》,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空气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对不起,这句话,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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