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们 负 责 提 供 优 质 剧 情
转载自花城出版社
海飞谍战新作《惊蛰》，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本次推荐活动参与网络投票的读者达3200万人次，入选图书包括文化类10种，文学类15种，生活与科普类10种，少儿类15种。《惊蛰》出版以来，先后获《长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并荣登中国好书2017年7月榜、2017年6月百道好书榜，以及《羊城晚报》“爱读书会”荐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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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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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飞最新谍战力作——《惊蛰》
《麻雀》《旗袍》《捕风者》《向延安》之后
再写人性与信仰 牺牲与背叛
命悬一线的危城谍战
在不可能时去爱，在不能两全时选择忠诚
致敬烽火年代所有的无名英雄
▲本期采访原载《新青年》周刊2017年第86期
■上海访谈：陈元喜对话海飞
我对上海特别着迷，我要把它写进故事里
本期对谈嘉宾 海 飞
青年报记者 陈元喜
陈元喜：作家有作家的信仰，革命家有革命家的信仰，做为一个年青的作家，你是如何获得革命家的信仰的？你能谈谈你的最新长篇小说《惊蛰》中的那种感受是如何获得的吗？
海飞：发表在《人民文学》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惊蛰》是一部绵密而瓷实的长篇小说，可以窥见飞机轰炸之下的重庆，和孤岛时期的上海，那些微的沧桑和繁华，像一张黑白的底片，像一场灰黄色的回忆。如果一定要细分的话，《惊蛰》应该是《麻雀》的前史了。而这个前史，祖国，是最重要的关键词。祖国，在此处不是虚空缥缈的大口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泪水有呼吸会生长会疼痛和死去的生命体。《惊蛰》描述的1941年冬天到1943年春天，正是祖国的黑暗时分，它充满伤口，在浑身血痛中呼号。
粉丝自制《惊蛰》伪预告▼
我认为我有必要深深地爱上《惊蛰》的男主人公陈山，并随着他的喜悲而歌哭。现在，请允许陈山出现在舞厅门口，他叼着烟，在1940年代的上海夜色中，像一头没有方向的蚂蚁。然后因为一个叫荒木惟的日本人站在他的面前，仔细端祥着他，他的命运开始突然改变，陷入了重重的危机中，他的潜能也在此完美地爆发。
陈山在他的特工生涯中所走的每一步，几近完美却又凶险重重。他要去往的地方，是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的重庆。首先，他抵达了朝天门码头。在重庆，他听到了比上海还多的爆炸声，他像十分民间的黑白照片一样生活着。当然，他遇到了生命中各不相同的女人，比方讲张离，比方讲余小晚……对了，不能忘记唐曼晴小姐。
当所有人都牺牲，陈山只身回到接头地点，，有着娴熟理发技艺的麻雀为他剃头，将之送往希望之地：延安。其实，我们同陈山一样，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时刻，并不晓得生命的方向会往左还是往右拐弯。我是如此深爱陈山，如此深爱着那个年代的重庆和上海。颠沛流离是日后回忆的资本，我替陈山回忆着，在2016年的秋天，我站在重庆倾斜的景点，寻找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军统局本部旧址……我马不停蹄，兜兜转转，如此急切，就是要找见陈山的影子。
这就是一个作家与一个革命家之间，在两个时代中既有身份之间的转换也有信仰之间的交流和融通。
陈元喜：在你的眼里，谍战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说要构建“谍战深海”系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海飞：总的来说，在我眼里，谍战小说顶顶重要的，无疑是写复杂人性和谍战的桥段，或者说权谋。如果没有牢固的人物结构，谍战小说的故事很难向前生发，只有枯燥乏味的桥段叠加。没有那种深海波澜的起伏，没有那些纵横交错的复杂线条，没有催人泪下以及信仰的建立……如此种种的缺失，无疑就等于是谍战小说品质的缺失。一直以来，我承认此类型的小说可以划归为谍战小说，或者说这是通俗小说，但是仍然坚定地认为，谍战小说具备着那些描摹当下人生、现状、人性、社会，以及除此外的种种的小说的任何基因或素质。而我们参差不齐的谍战小说作品中，最大的缺陷大致于三个方面：人物关系，谍战桥段，故事构架(全新概念)。
我有一个写作计划，建立一个“谍战之城”的概念：把重庆、上海 、哈尔滨、天津、南京等城市，各做一个谍战剧，建立谍战谱系，把每一部谍战小说或谍战剧中人物，固定下来，比如说，76号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叫毕忠良，这些人物可以任意出现在二战时期上海的谍战故事中，可以是主角也可以是配角。以此日积月累，上海谍战的构架愈加庞大，而纹丝不乱。我把这个概念同时也称之为“谍战深海”。
至于“深海”，我觉得用来形容谍战是最适合不过了。水面平静，水波以下暗流涌动，甚至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正由于这样的平静勾起了许多读者和观众强烈的窥知欲，恨不得穿戴上潜水设备，深入海底一探究竟。而这种创作本身也让我特别过瘾，我常常在码字特别顺畅的时候，按捺住小小的激动，停下来小酌一会。我甚至可以想象观众看到一些精彩桥段时那种痛快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这些庞杂的已经完成的小说有《惊蛰》《向延安》《捕风者》《麻雀》，还有《唐山海》《刺杀三部曲之棋手》，将要列入写作计划的是《苏州河》……说到底，这些小说写的都是上海往事。
海飞作品“刺杀三部曲”之《棋手》即将推出，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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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喜：你在这么多小说里都写到了上海，感觉你对上海十分熟悉，甚至有穿越而来的时空之感，那么你与上海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生命联系呢？
海飞：我对上海特别着迷。
上海是一座和杭州太近的城市，在1980年代，有好多年的暑假我在上海度过。我生活在上海杨浦区龙江路75弄，那个地域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绍兴、宁波，大部分来自江苏北部（比如说高邮）。我能听懂上海话，也可以用上海话和当地人进行简单的对话，但是多年以后才发现，我所了解的烟火生活，只是上海特别浅表的一面。
我经常骑自行车穿过外白渡桥，然后站在外滩边上，像是去视察一样，呆呆地看那些江面上的轮船。回忆起在上海逗留过的童年，我始终有一种无法出戏的情感。当我在三维电子地图查到曾经生活过的龙江路75弄早就成了一片林立的高楼时，我不愿意站在高楼的面前，甚至觉得自己像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浪汉，所以我要做一些补偿，要把上海写进我的故事里，做一次文艺创作上的主宰。
我喜欢《上海滩》的歌词，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浪奔浪流里，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就是汪伪政权时期。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是一个漂浮着的年代，也是上海的“孤岛”时期。那个年代和我现在身处的焦虑的时代，略有相同之处。尽管上海在沦陷后成了“孤岛”，但是仍然有着她沧桑的美丽——精致的呢子大衣，旋转的舞厅，高档的咖啡馆，如此等等，有人的地方就有欢娱。我觉得那时候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场电影。那时候的麻雀也是，它栖在屋檐上的时候，一定望着这座苍桑而繁华的城市百感交集。
所以，我大约是注定把上海当成了“深海”，把小说写成了“谍战深海”。生活如此简单，在书房里踱步，喝茶，坐立不定，或气定神闲，绞尽脑汁地想一些桥段……没人会想象所有的惊心动魄都会在一个小书房里完成。即便是那么狭小的堆满书的空间，在我眼里，也有大海一般的深遂。
陈元喜：作家总是在阅读与写作中成长和进步的，在你不长不短的写作生涯中，有没有哪位作家深深影响到了你，或者说，谁的作品让你感悟最深？触动最深？
海飞：我看过一些中外作家的作品，那些作家耳熟能详。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其实我特别喜欢的作家是余华。我甚至喜欢他的那张有着“团结湖”路牌背景的黑白照片，这个海盐的男人，天生就应该是一个小说家。我十分迷信，小说家是有小说家长相的。如果要回忆一下的话，那么是这样的，1998年，我快到而立之年，在诸暨化肥厂造气车间当卸炉工。那时候余华的《活着》出版，迅速热销，他在小说界的地位也如日中天。我在卸煤渣的间隙里读完了这个不长的小说，这在工友眼中是一个奇怪的场景，一个脏兮兮的年轻人手捧一本新书，那时候天空高远，头顶弥漫着化肥的气息。我觉得有时候我多么像是福贵一样，死皮赖脸地活在人间。
那时候福克纳、马尔克斯等文学巨匠在中国小说家的嘴里四处流传，我们集体沉湎在经典小说带来的无与伦比的阅读享受中。而我捧着这本薄薄的浙江小说家的小说倍感亲切又倍感难过，沉浸在小说密集的江南意象和悲苦人生中不能自拔。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想除了难过以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打动了我，比如生命之渺小，比如那种不可再生的苍凉，命运的不确定性像招摇的水草一样在我的视线里晃来晃去。
那时候，我已经在战战兢兢地学着写小说，被工友们认为完全是一个国际玩笑，他们大笑的声音至今在我的耳畔回响。当我看到《活着》的开头：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农村……我被这个开头深深吸引，心中生出恐惧，我怕这个小说被我迅速看完，然后阅读的愉悦无法得到延续。
1998年稀薄的阳光下，我照旧按自己的轨迹生活着，而《活着》像电影一样刻进了我的脑海。我十分感谢余华像刽子手一样的残酷，他给我描述了亲人们鳞次栉比的死亡，凤霞死了、家珍死了，所有的人都死了，只有一头老牛陪着徐福贵先生。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龙二之死，他突然就被毙掉了。这个刚刚从赌博赢来的大宅院里差点笑得发疯的赌徒，没有想到这赢来的大宅让他瞬间输了人生，被作为地主毙掉了。在电影《活着》中，我看到了倪大红饰演的龙二在临死之前的眼神触目惊心。
余华的《活着》直接影响了我的小说创作，这本微微泛黄的薄书从此一直陪伴着我，从诸暨一路迁徙到杭州，此刻就躺在杭州的书架上。我现在肯定还不算老人，但是我显然不年轻了，不年轻就相信了一些宿命的东西。《活着》里面荡漾和弥漫着宿命的气息。而且我酷爱其中的南方意象。我喜欢这样的味道，像雨中的鸦片林。我更喜欢无所不在的残酷，残酷是另一种美丽。
1998年距离今天已经十分遥远了。《活着》完成了余华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告诉我们萧瑟才是隐藏在华丽背后的生命本像。今天，当我们满脸虔诚地在谈论福克纳，在谈论马尔克斯，我们还谈论了川端康成的时候，有时候也可以谈论一下《活着》。翻开《活着》，我看到一群亲人。
陈元喜：我记得余华在一篇创作谈中曾经表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你怎么看待和理解各不相同的生活？你认为像《活着》中所呈现的人生片断一样的素材，会是一个好小说最基本的材料吗？
海飞：在讲如何看待和理解各不相同的生活以前，我想先说说一个叫川端康成的男人。我想先说说你认为可能有些矫情的忧伤。远逝的忧伤总是清冷而美丽的，如同1980年代我在上海遇见川端康成的《古都·雪国》。在杨浦区龙江路75弄，在我外婆家的阁楼里，阳光和灰尘一起飞溅，我静静地打开了这本小说集，看到了这个沉默的日本男人。他是如此的安静，像一株深秋清瘦的芦苇。
那是上海的初夏，我完全沉浸在文字里，像一个想要哭的迷路的孩子，在丛林里寻找一缕从天而降的光线。我如痴如醉，沉默忧伤，像是突然之间进入慌乱的青春期一般。
《雪国》给我们讲述的是，有钱有闲的舞蹈研究者岛村的情感故事。他和一位艺妓还有一位纯情少女之间产生了感情纠葛，显然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情感格局。《古都》写的是一对在贫富悬殊的家境中生长的孪生姐妹之间感人的悲欢离合。这两个小说，清丽得让人觉得置身于初春，有些寒冷，有些微的温暖，有那种风吹进骨头的欢畅。我们人生的欢愉，总是伴随着泪流满面和百感交集。阅读也一样，《古都·雪国》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哀怨和冷艳的世界，让我随之沉沦。
沉沦，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而哀怨和冷艳，大约是一种可以让人惊心的美丽。
这本属于我的舅舅——上海自行车三厂热处理工龚金喜的书，被我从上海带到了诸暨的乡村。在丹桂房的瓦屋下，我无数次翻看这本书。后院竹林里的竹影在摇晃，少年时光刷刷而过，如同我们虚幻的人生。之后这本书被我带到了部队，带到了工厂，带到了诸暨的家中，最后又来到杭州的书房里，现在也在我的书架上。我晓得的，这本书在我眼里，几乎就是文学世界的代名词。
这些大概就是你所想说的“各不相同的生活”。无论是岛村和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还是那对孪生姐妹遇到的人间悲欢，还是像我舅舅龚金喜这样的工人生活、工人爱情……这些故事提供的是一种生活的“横断面”，十分真切地让你感知到一种生活细节的魅力。当然，像小说《活着》中的一些素材，我觉得几乎都是作家的再创造。很难有作家把一个事件记录下来，就能成为一本精美的小说。除了素材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构故事，如何切入，如何使整个小说像澎湃的海水一样，沸腾起来。
陈元喜：有人说，对于文学，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确实，浮躁的写作者，离开文学的写作票友，以及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都给人一种文学正处于边缘化的感觉。对于这样的看法或者说现状，你怎么理解？
海飞：我这样想，对于文学，没有最好与最坏的时代之分，除非写作者心中的愿景特别多，考虑的取舍特别多。从古至今，在欲望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心中总会生出许多的念头。我了解我的同行，除了一小部分已经远离文学，大部分的作家们还是深爱着写作。尽管也有过或者没有过些微的抱怨，但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书房。而那些离开文学的人，有一些是我所敬仰的特别优秀的写作者，他们在其他领域其实也照样做得很好，而且他们并不是一路奔着功名利益去的，他们玩别的了。他们玩别的照样玩得风生水起，我深深地觉得，人对艺术的感知力，感受力，领悟力，创造力是不同的。
我是一只笨拙的麻雀。它的选择只有两种，一种是笨拙地飞翔，另一种还是笨拙地飞翔。我的QQ名叫低空飞翔，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飞不高的，而且飞的姿势也是难看的。但是，这也是一种飞啊。
时下影视剧很热闹，资本很热闹，游戏很热闹，电子版权、音频版权很热闹，以及各种所谓的IP很热闹。我们的电子产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适合现代人的应用，吃喝玩乐都变得十分的日常。另外，在我生活的城市杭州，网络文化或者说类型文学，在这块土地上显得异常的热闹、活跃、风生水起，刚刚成立了中国网络作家村，以及集聚着一批的年轻有为，日进斗金的网络作家。我觉得在这样的生态里，各种文学创作门类在此共生，是一件很好的事啊。共生，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在影视和网络文学、游戏等的挤压下，文学确实已经处于尴尬的境地，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而在文学受宠爱、至高无上的的那个年代，比如说八十年代，其实那反而是不正常的。作为一名写作者，关键的是热闹中如何能够寻求到的安静。每当夜深人静，我会在书房里十分明白地告诉自己。如果不远离热闹，你一定会被热闹吞没。如果不十分安静，那么你等于抛弃了文学。路就在你的面前，从来没有人强迫你选择方向。那么好的，你自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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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飞谍战力作《惊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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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品尝美酒——海半仙
END
海飞：小说家，编剧
编剧作品《麻雀》《女管家》《花红花火》《旗袍》《大西南剿匪记》《代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