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穆之声|24期】从教义学的发展看教在中国的广泛适应性（下）

【宁穆之声|23期】从教义学的发展看教在中国的广泛适应性（上）

从教义学的发展看教在中国的

广泛适应性（下）

文/楚剑风

‘以儒诠经’旨在发展以阐扬教教义、教律为核心的教教义学，它是中国第一次进行的阐发教教义、教律、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礼仪制度等方面的一次宗教学术活动，它最终建立起了中国的宗教学说，‘以儒诠经’其实质是阿拉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文化在中国学术领域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在这次学校中，涌现出一大批学识渊博、兼通儒、释、道、伊诸家学说的知名学者，他们以宣扬教为己任，纷纷著书立说，将‘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

从明末清初一直持续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江南地区以南京、苏州为中心的‘以儒诠经’的汉文译著活动极为兴盛，出现了一大批知名的学者和汉文典籍。如张中的《归真总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天方字母解义》，马注的《清真指南》，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性命宗旨》、《天理命运说》，马联元的《亥听注解》等。

汉文典籍的涉足范围非常广泛，它以教教义和儒家宋明理学为主要依据，举凡教的教义学说、宗教历史、人物传记、典章制度、风俗礼仪、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内容均有涉及。其中以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人的作品影响最大，被公认为教学者中最负盛名的四大家。从汉文典籍的发表时间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明末清初以苏州、南京为中心，著作形式或体裁为专译一经或集中阐述一种理论学说，著作内容多为宗教教义、典章制度、礼仪习俗，其代表人物为王岱舆、刘智；二、清初以云南为著述、讲学中心，著述内容除宗教教义、教规教律之外还涉及到天文、历法、地理等自然学科，并有部分《》的汉译作品，其代表人物为马注和马德新。

明清时期教学术典籍所表达的思想和内容是教宗教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诸家思想的再发展，它是教积极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具体体现。这些汉文典籍普遍采取了以儒家思想和教教义相结合的方式，即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概念和文学形式阐释、著述教的宗教典籍，用儒家思想阐发教教理，也用教教义发挥儒家天人合一、致知格物、内圣外王的性命学说。它以‘圣人不凝滞于万物而能与世推移’的开放胸襟一方面被儒化，一方面也在化儒，并最终使二者融而为一，建立了中国教教义学的体系和认知理论，使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自唐永徽二年——公元六百五十一年教正式传入中国至今，在其长达一千四百余年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唐代杜环在其《经行记》一书中第一次用汉文扼要地把教介绍给中国社会起，历朝历代不断有一些文人学士在书籍、文献或为清真寺撰写的碑记中用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和概念表述教教义，但这些论述大多仅限于对教规教律、礼仪制度作一般性的表述，很少涉及宗教教义。明清时期的教学术典籍风格古朴、语言典雅、述事严密、析理透彻，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教教义学说，奠定了中国教教义学的思想基础和认知体系。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丰富和发展了教教义学说

明清之际的学者大量汲取、改造儒、释、道诸家学说中的文字、术语和概念，赋予新的涵义而加以应用，极大地丰富了教教义学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表现力，并将宋明理学中关于宇宙生成的太极学说、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教认主独一的教义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教独特的宇宙本原论和认主学说。从‘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思想出发，通过对‘真一’、‘体一’、‘数一’这三个概念的系统阐述，进一步解决了教教义中关于安拉的本体与诸多德性之间的关系、发展，强化了教关于信主独一的教义学说。同时，为了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中国教学者接受了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并对之作出自己的理解和阐述，结合教教义，提出了以人道五典和忠孝观念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教伦理道德学说。

二、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发展

明清时期发展，形成的教义学中的宇宙生成论、性理学说发展了宋明理学关于宇宙生成的太极学说，是中国传统天文学关于宇宙本源认识的延续和发展，《正教真诠》、《天方典礼》、《清真指南》等书，对性、理的定义、性质及其关系，如何穷性尽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丰富了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心性、理学的内容，客观上对中国思想史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教教义学是随着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在不断吸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后，在其长达一千四百多年的传播、发展过程中，、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宗教教义、礼仪制度、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变化，从而使教沿着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方向演变和发展，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外来文化而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这种适应，建立在坚持教基本信仰原则和宗教教义之上，它把教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风格的教教义学说，从客观上促进了回民族的形成和教在中国的发展，它丰富和发展了教教义学说，充实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教史、思想史，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历史意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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